摘要：本文通过玻盖尔曼模式、康德拉季耶夫模式、梅迪克模式、罗斯格模式、熊彼特模式、罗伯逊模式等分析科技进步促进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表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以科技进步为动源的巨系统，它包括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市场组织的协同作用，办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开发、产品设计、产业化、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的畅通，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的最佳配置。而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源。

摘要：科技自立自强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技术自给自足”,它是以科技向善为目标、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动力依次建成创新型国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最终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它直指西式现代化中的技术民族主义、科技霸权主义,科学普世主义,文化绝对主义等国际思潮。它的历史逻辑历经传统技艺的自给自足、现代化变革时期的“师夷制夷”、全球化时代“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的科技自立自强以及未来的世界科技中心;它的实践逻辑包含尊重创新规律、坚持问题导向、优化顶层设计、分步推进、集中优势力量、双轮驱动创新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科技向善八个环节;它的理论逻辑由三个命题构成: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是可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文化是可能的。简言之,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技术话语”,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学术话语”。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看,科技自立自强任重道远。

摘要：缩小乃至超越中西技术哲学研究差距可能是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最有价值的议题之一。据近十年国内外技术哲学重要期刊的数据分析,国内学界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深层学术问题:其一,“经验转向”并没有过时,技术哲学研究依然未能摆脱“思辨”的积习;其二,“伦理转向”乃大势所趋,但对于技术细节的考究与伦理机制的设计都有待变革,因而亟待超越人机二元论,从外在主义/内在主义转向虚实共同体,拘泥于技术“异化”的外在或哲学批判是片面的;其三,较之技术的伦理问题,技术的决策主体和利益归属才是当代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脱离权力问题而奢谈技术伦理是舍本逐末。中国技术哲学传统是体用和合、技道一贯的学问,其当代追求应该是人民性的技术设计。按此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该用中国的哲学话语讨论中国自己的技术,而非用西方哲学旁观西方的技术。

摘要：“从0到1”的原始创新值得追求但需要慎思慎行,“从1到100”的渐进式创新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公众不加限定地强调“从0到1”的原始创新可能误导政策思维或干扰研发活动。本文所要理证的是,让公众正确处理渐进式创新与原始创新的辩证关系,公共科技政策设计应以渐进式创新为主体、以原始创新为愿景。简言之,跟跑并行领跑依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历史一再证明,人类技术史就是一部自我进化的技术改进史,所谓科技革命不过是幅度较大的技术改进,即使像瓦特这样的工业革命巨匠也只是改进而不是发明蒸汽机,而最先发明的蒸汽机不过是一个玩具!我国目前领先的盾构机就是渐进式创新成功案例。跟踪、模仿、不断改进等长期积累可能与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同样重要。原始型创新与改进型创新可能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有时,改进即为原创。依本文推之,原始型创新与改进型创新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一言以蔽之,颠覆型创新与渐进型创新同样重要,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哲学反思同样重要。

摘要：西方音乐理论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柏拉图、波伊修斯、奥古斯丁都有其相关著述。经典文献对于西方音乐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文献学的视角对中西学者所撰写的西方音乐史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西方音乐史对经典文献的重视尚嫌不足。因而强调经典文献对编撰西方音乐史的重要作用,逐步建设完善西方音乐史学的文献集成,对于我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和积淀理论意义深远。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为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解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等六对重大关系开启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目标的历史性视角。具体而言,应当在全局性与局部性的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整合、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融通、发展性与均衡性的协调、变革性与稳定性的衔接、本土性与世界性的互鉴中深入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正确认识和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六对重大关系,有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掌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步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成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接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发展逻辑等维度的辩证统一。

摘要：西欧中世纪早期“教父时代”是否中断了古希腊科学思想的文脉?本文专注于奥古斯丁在传承“七艺”上的三点重要作为:其一,破除至少是削弱了占星术对天文学的冲击,试图维护天文学的数理科学性;其二,破除“艺术即模仿”的成见,论证了艺术也是理性知识的判断,从而坚守“七艺”作为理性知识的统一;其三,开启用“七艺”论证“三位一体”等神学疑难的先河,确立“七艺”在基督教信念中应有的学术地位。这些论证都不悖于信仰高于理性的基本思想准则。本文至少有两个推论:其一,“七艺”作为科学思想从古希腊形成体统,即使在黑暗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仍在滋养守护,T.库恩所说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值得怀疑;其二,“七艺”作为推证理性涵养西方科学千年不止,李约瑟难题或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摘要：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评估制度建设在本质上是一种负载文化的政治行为。上海政府重建决策咨询评估体制时,必须融会贯通世界、中国和上海三个层次的文化理念:宽容"他者"的时代精神;构建"和谐"的中国特色;追求"超越"的上海精神;应该从传统的决策惯性中解放出来,包容他者,超越自我;构建有上海文化品位或个性的决策咨询评估体系。

摘要：本文通过对思想史的梳理,特别是经过大量珍本文献的考据工作,发现国人以往对西方艺术文化与科学思想分野的理解存在着误区西方并非是将科学和艺术外在地撮合在一起,而是把音乐与几何、代数、天文学一样看做是科学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即“四艺”）.重温音乐学统,有助于我们破解数理模型与实验的结合、科学规律的观念及其数理语言的表达等难题.因此,科学哲学及科学史研究应当正视音乐在科学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