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构成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推动着新型政治样态的塑造和发展。从弱智能到强智能再到超强智能,人工智能的升级与进化引发了一系列诸如权力结构重组、民主形式更迭、统治秩序调整等重大政治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嵌入人类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传统权力功能的消散和结构的松动,为后权力时代数字威权的形成和超级权力的崛起奠定了现实基础。人工智能为现代政治提供便利,甚至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但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推送等新型技术的加持下,公民权利虚拟化、代议民主空壳化趋势明显,算法民主可能取代选举民主。人工智能一旦突破"奇点",拥有个性情感并具备自主思维,成为足以比肩甚至全面赶超人类的智能存在,由人工智能主宰世界、掌控政治的机器统治时代就可能降临。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现代化总进程的题中之义,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治理是灵魂,现实是动力,制度是支撑,协同是保障.必须以制度为基本框架,以人民为价值导向,以党的领导为坚强核心,以依法治国为重要保障,以全球治理为责任担当,方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任务.

摘要：一件事情通常不止一种真实的表述方式。现实生活中,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未知真相等竞争性真相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真相本身具有复杂性,历史、背景、数字和故事是形成片面真相的主要因素。人们认识真相的过程具有局限性,尤其是个性化视角、镜框式认知和相对性理解的存在,道德观念、兴趣爱好、价值评估是主观真相的重要形式。在面对从无到有、主观创造、指向未来或超验世界的事物时,人们必然遭遇定义、社会建构、名字等人造真相和预测、信仰等未知真相。竞争性真相既可以被建设性地使用,以激发人们的兴趣、鼓励人们的行为,也可能被误导者利用,去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后真相时代,必须承认竞争性真相的真实性,重视竞争性真相的必然性,警惕误导性真相的破坏性,发挥竞争性真相的积极性,提高对竞争性真相的甄别力。

摘要：不要指望经济繁荣带来持久稳定和发展,繁荣也可能引发深度变革;不要指望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摧毁所有社会积弊,现代化绝非一朝一夕可成;不要指望文人政治的理性设计和诗性情怀能够集所有智慧之大成,理想主义与激进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不要指望民主制度必然带来自由与秩序,必须防范"多数暴政",以法治精神引导民主进程。

摘要：国家极化现象是当代欧美民主发展的最新趋势,是理解当前欧美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国家极化是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的深度扩张,是社会极化和文化极化的双重累加,呈现简单而线性的演进逻辑与复合而显著的现实特征。在经济获益失衡、多元文化主义受挫、公民价值观念扭转、政治传播转型以及政治版图洗牌与选民阵营重组等诸多因素的强势推动下,国家极化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国家极化内含强大的破坏力、解构力和重塑力,对欧美国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和未来政治走向影响深远,尤以否决政体、极端政治、信任危机、“后真相政治”的出现以及全球秩序的重构最值得关注。国家极化现象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为未来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摘要：市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我国正处于深度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集中爆发,公共安全风险急剧增加,网络技术革新引发失序,现行治理理念亟待革新,传统治理体系存在短板,这些新现象和新变化使市域治理和市域治理现代化变得必要而紧迫。为了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目标,倡导城乡共进的治理理念,突出市域主导的治理主体,倡导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采用“五治”融合的治理策略。

摘要：受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性发展、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升级、全球秩序格局结构性变迁,政治传播跨越性变革、公民价值观念根本性扭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代世界处于近百年来从未经历的大变局。进入21世纪,欧美各国的民主政治遭遇重重危机:政党政治乱象横生,极端政治普遍流行,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困境,社会分裂危机加剧,国家极化趋势明显。面对百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中国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开放、科技兴国、大国外交等战略,积极谋求自身发展,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全力打造大国形象。

摘要：当今世界处于一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不仅限于军事和经贸领域、合作与冲突并存,以大国政治为基本框架的全方位的竞争态势和秩序格局。全面竞争不是冷战思维,而是秩序观念;不是全面对抗,而是非零博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势所趋。它不只是发生在中美之间,而是遍布大国政治的各个角落。中美大国战略的摩擦与碰撞,主要受大变局时代背景的变迁、新政治样态的出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在竞争中寻找合作、在合作中克制冲突,在冲突中谋求发展,将是未来较长时段内中美最具现实意义的关系模式。只有认清大国竞争的长期性,承认大国博弈的不对等性,保持大国冲突的适度性,维持大国秩序的开放性,倡导大国关系的公平性,中国才能在全面竞争的时代保持和平,稳定和长期的发展。

摘要：在当今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诸多重要论断为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与内涵,全面把握国家治理的走向与趋势提供了根本性的标尺和原则。全力筑牢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深度凸显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系,合理勘定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持续创新国家治理的路径策略,是回答"中国之治"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何方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节所在。

摘要：如何在多元化时代构建和维系政治秩序,尤其是如何处理"多元"与"一元"的关系,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卡尔·施米特提出"主权决断论",主张以政治领域统领其他领域,以政治决断确保民主制度的同质性,从而抑制多元化对政治统一体的侵蚀。约翰·罗尔斯提出"重叠共识论",主张在理性多元论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重叠共识,以正义理念统辖政治秩序,从而促成"多元"与"一元"的调和。尚塔尔·墨菲则提出"多元竞争论",主张通过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来实现民主价值,借助多元抗争实现均衡、妥协基础上的政治共识。这三种方案代表着当代西方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秩序建构路径,几乎穷尽了自由主义所能提供的可能路径,更凸显出多元化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复杂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