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RhD抗原(ISBT004.001；RH1)是一种由RhD蛋白携带的非常重要的血型抗原，是引起新生儿溶血病的最主要原因［1］。极少数人红细胞的D抗原表达数目减少，被称之为弱D(以前叫作DＵ)，在白种人中的比例为0.2%～1%，在黄种人中的比例则更低。一部分弱D被解释为RhD蛋白的质的变化，称之为部分D，通常是由RHD／RHCE杂化基因引起，另一部分弱D是由Cde单倍体反式位置的抑制作用引起，这些弱D可能有正常的RHD基因，其RhD抗原表达只是微量减少，被宽松地称之为高级DＵ，现在常被定为正常的RhD。最近笔者发现1名供血者红细胞为弱D型，且实验结果显示弱D型具有独特的基因结构，现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1.1 研究对象献血者，男，21岁，汉族，在校学生，来本中心献血时被确定为弱D；阴阳性对照血样亦均取自本中心献血者，民族为汉族。1.2 序列特异性引物针对RHD和RHCE基因之间最具差异的区段设计多对不同引物，特异性地扩增RHD基因的第2～7，9，10外显子和RHCE基因的第1，2，4，5外显子，以及RHD和RHCE基因的第4内含子(表1)。另以人类生长激素(HGH)基因序列特异性引物作为内对照引物，扩增片段为429bp(以上引物均由美国G&T公司合成、纯化及鉴定)。1.3 基因组DNA的制备使用美国G&T公司基因组DNA抽提试剂盒，采用盐析法从供血者外周血分离获得。0.3ml EDTA抗凝外周血加入1 ml红细胞裂解液，离心弃上清，沉淀加入170μl核裂解液及4μl SDS，剧烈振荡，再加入72μl NaCl溶液，10000r/min离心5min，取上清加入210μl异丙醇沉淀DNA，将DNA溶于100μl TE溶液中，保存待用。1.4 特异性PCR扩增反应体系11μl,含1μl DNA,8μl引物混合物，1U Taq酶。扩增条件为95℃预变性5min，95℃变性30s,60℃退火30℃s，72℃延伸90s,30循环。PCR产物用2%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电泳时间为25min。

摘要：针对医院注射造影剂过程中对造影剂和生理盐水交替、混合注射的需求,设计了一款基于直流无刷电机的双相高压注射装置。尤其针对高压高速注射需求特别优化了驱动硬件和算法。基于安卓系统设计了以注射参数输入和实时注射口压力绘图为核心的人机交互程序。经过测试,整个装置能够实现预设功能,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摘要：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

摘要：传统经济理论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理性消费者会依据商品的边际价格进行经济决策,即假设消费者可以敏锐地感知到边际价格及其变化。然而,本研究表明,由于"认知成本"和"习惯成本"的存在,在非线性价格结构下该假设有可能不再成立。在当前政府大力推动民生物品进行非线性的累进阶梯式价格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以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为例,识别该价格结构下居民对价格的感知方式与行为选择。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最低的前两个群组对价格变化并不敏感,表明其用水消费具有刚性。对于第三至第五收入群组,感知价格类别介于平均和边际价格之间。进一步估算得到这三个收入群组的认知与习惯成本的最小值分别为5.6,5.2和4.3元/户·月。仅第六群组其感知价格为边际价格,以及价格变化并不能有效调节收入最高群组的用水行为。此外,如果居民对边际价格反应,则可能发生离散选择行为。本研究识别出第一阶梯用水支出占总用水支出的比例,阶梯价格差占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等都是激励离散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综上两方面的行为分析结果,由于大多数群组并没有依据边际价格决策,因此,力图通过不同阶梯间的价格差调整居民用水行为的价格政策作用将可能非常有限。同时,结合离散选择行为的估计系数,对比当前国内所实施的阶梯式水价,发现阶梯间的价格差普遍设计过小,有可能导致即使居民对边际价格感知,也无法激励跨阶梯的节水行为。这些分析结论有助于提示政策制定者须审慎进行累进阶梯式价格政策的改革与设计。

摘要：采用行为离散选择模型,利用2010年北京市5000户居民的节水调查数据,从节水行为激励视角,分析影响3种典型的北京市居民节水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价格水平与节水意识对这3种居民节水行为激励存在差异。水价对节水器具的购买或改造行为的平均边际强度为3.6%~7.1%,但并不是促使人们培养生活节水习惯的显著因素;而无论对于节水生活习惯的培养,购买节水器具,还是用水器具节水化改造的激励政策,居民的节水意识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平均意义上对激励居民户采取节水行为的边际概率达到8.8%~25.3%,尤其对于居民购买节水器具的激励强度最大。因此,从居民节水行为激励角度,北京市以往的水价政策并不总能够促进居民采取节水行为,在用水需求管理政策设计中,节水意识培养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摘要：利用自行设计的跟骨牵引复位外固定支架（简称跟骨支架）治疗跟骨骨折３０例。方法是在跟骨结节上缘与足骰骨或第３楔骨上平行穿入２枚钢针，用跟骨支架的支撑杆和螺杆将钢针两端与通过足底的连杆将内外侧支具固定在一起，使形成三角形稳定结构。临床观察结果表明，利用足底连杆附加足弓垫来增加支架的稳定性，可同时恢复足内外侧纵弓；利用足底为支点，经过旋转螺杆使之逐渐缩短并增加牵引应力，能使跟骨向前向下倾移而恢复Ｂｏｈｌｅｒ氏角；同时结合手法整复或撬拨复位等方法，可使骨折达到解剖对位，获得满意的功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