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8月前后，洛阳出土了一件北魏时期的石棺床。这一石刻葬具底座的正立面，通高48厘米，宽202厘米，系一三只支腿衔接起来的壶门。整个壶门之正面，以“减底剔地”及阴线刻两种方式，刻画出一幅内容充塞、构图繁丽的浮雕画面（见图一）。参照中国中古时期能够见到的众多石刻美术样本，我们可以看出这件石刻作品的艺术风格，包涵了一种浓郁的西域“密体”石刻艺术的构图风尚。

摘要：龙门石窟以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为模式的供养人造像,开启了中国石窟寺大型人物装饰艺术的先河。如果由此而拓展我们的文化视阈,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以单元题材重复排列、人物层次岑岑叠加为特征美术构图,以其强烈的具有共同意象主题的叙事性画面,着力地渲染了中国政教高端拥有'权力意识'的文化优越感。而这一美术造型模式在6世纪初叶中原地区的出现,实际上与此前中外文化交流对东西方美术创作的沟通有着内在的联系——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作为美术创新的一种尝试,其构图传写的基本手法实乃采源于西域早期艺术遗迹板块造型中'群阵烘托'的创作范式。在此之后的东方美术史上,这种赋有'宏大叙事'意义而为上层社会喜闻乐见的美术场景,曾对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东方宗教艺术,尤其是其中的大型人物造型的创作实践,做出了带有主流意义的引领与示范。

摘要：秦地系指北朝时期河陇地区,因其位于交通线上,故石窟造像一度盛行,体现了十六国以来各种地域文化的摄合。本文择取秦地泾州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与中原龙门石窟等等相比较,通过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存在着一种地缘文化的关系以及双方相互交流的情态,而唐初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就是这一文化互动过程的结果。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洛阳地区相继出土了一批带有美术价值的唐代石刻文物。这些作为视觉读品的历史遗迹,以其艺术题材的天方诡异和工艺技巧的绝世独立,诉说着它们赖以产生年代审美世界里的基因渊源、乡土承续。在此之中,一种富有'舶来'寓意而镌刻有'含绶鸟'题材的石刻作品,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故笔者撰此薄文片言,缕列相关文物并做一详细梳理,冀以激扬洛阳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厚重积淀的微澜。

摘要：伊阙自古以来即为黄淮、江汉之间重要的交通孔道,其以文化遗产彰显于历史,不仅因为中古以降的佛教石窟艺术,且与三代以还的其他人文史事保持有密切的关联。今以笔者平日阅读所经眼,辑录一组涉及当地往日掌故的文献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政要闻人或因军戎倥偬结集于峡谷,或以迁徙往来羁旅于驿馆,或以乡土生计辗转于村落,或以结缘法门酬唱于寺院。其斑驳纷织、行色各异的地域事象,从人文视阈折射着当年一处地理形胜流光溢彩的韶华岁月。

摘要：王玄策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曾四次出使印度，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运用传世文献及考古资料，对王玄策四次出使印度的经历及在印度的活动情况作了系统梳理．以此来印证王玄策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摘要：龙门石窟的唐代佛教艺术 ,从窟龛形制方面所具有的厅堂式建筑结构及窟内地毯式雕花的装饰手法看 ,唐代洞窟在构造形式上反映着石窟建筑的世俗化情调。而唐代洞窟中比比皆是的供养人、伎乐人、力士、夜叉等人物形象 ,其时装服饰、面容仪表 ,则透露出现实社会各界人士的民俗化时尚。在唐人这种尽情贴近现实生活的创作意识支配下 ,龙门石窟的宗教造像无一不打上取悦时人欣赏习惯的艺术烙印。作者认为 ,所有这一切 ,正是佛教艺术东传我国以来 。

摘要：一洛阳地区近年出土的带翼神兽在洛阳地区近代出土的文物系列中,有一种带有膊翼、具有异域艺术情调的神奇动物图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本文列举其中一些年代较早的实例,以见内中序列传延之渊源。1976年夏,洛阳北郊邙山南麓发掘的西汉中期卜千秋墓一座。墓室壁面彩色祥云绘画中,首次发现具有中亚、印度风格的忍冬纹装饰绘画和有翼神兽[1]。这是洛阳地区发现有翼类动物美术题材的早期实例。在此之前的1955年春夏之交,洛阳西郊孙旗屯一带修筑秦岭防洪渠时。

摘要：在龙门石窟魏唐窟龛的相关壁面空间内,如洞窟额楣、佛龛平座、主像背光等结构性部位,往往以浮雕方式刻画了各式烘托主像的装饰性画面。这些浮雕作品,或以几何图画,或以卷草纹样,或以带有情节寓意的佛典故事场景,或以展示施主生活面貌的世俗剪影,为人们礼拜这一佛国道场提供着视觉读品的审美愉悦。不仅如此,相对于这种美术题材的典型设定来说,上述美术作品艺术形式的选取,则更加具有体现当年东西方文化交流样板载体的意义——古代雕刻家采用此前西方广为流行而带有'密体意致'的构图技法,为东方造型艺术的形式创新,提供了一个带有浓郁模型意义的示范文本。因此,透过龙门石窟这一文化遗产上述艺术遗迹的美学分析与探讨,人们不仅从物质生产视域体会到古代丝绸之路畅通时期东西方文化往来的密切,更能从意识形态视域感受到当年东方世界如何从西方美术模型中汲取了那里行之久远的审美取向,从而促进人们由物质生产层面跨越到精神生产层面来认识丝路交流对东西方社会文明沟通的历史价值。

摘要：在龙门石窟魏唐窟龛的相关壁面空间内,如洞窟额楣、佛龛平座、主像背光等结构性部位,往往以浮雕的方式刻画各式烘托主像的装饰性画面。这些浮雕作品,或以几何图画,或以卷草纹样,或以带有情节寓意的佛典故事场景,或以展示施主生活面貌的世俗剪影,为人们礼拜这一佛国道场提供着视觉读品的审美愉悦。不仅如此,相对于这种美术题材的典型设定来说,上述美术作品艺术形式的选取,则更加具有体现当年东西方文化交流样板载体的意义——古代雕刻家采用此前西方广为流行而带有“密体意致”(appreciation of the ornate pattern)的构图技法,为东方造型艺术的形式创新,提供了一个带有浓郁模型意义的示范文本。因此,透过龙门石窟这一文化遗产及其艺术遗迹的美学分析与探讨,人们不仅从物质生产视域体会古代丝绸之路畅通时期东西方文化往来的密切,更能从意识形态视域感受当年东方世界如何从西方美术模型中汲取了那里行之久远的审美取向,从而促进人们由物质生产层面跨越到精神生产层面来认识丝路交流对于东西方社会文明沟通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