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建统治的２０多年，是西蜀词发展的关键时期。词乐词调的不断丰富、创作环境和词人心态的日益成熟、词人与歌词数量的逐步增加以及“花间词风”的基本确立，都标志着西蜀词创作已取得了超乎前人的艺术成就。而西蜀词初兴的历史文化契机，并非如前人所说是在西蜀君臣醉生梦死的淫侈中。

摘要：当我们把艺术分析的种种方法运用到《招魂》这篇奇文中去时,它那荒诞怪异的群体形象,瑰丽浪漫的独特幻想,铺排夸张的艺术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震撼人心的艺术美感,都是令人惊叹不已而又极难把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明白它究竟表现着怎样的一种艺术精神和它是在怎样一种艺术环境中产生的。前人曾就此发表过一些议论,如曰:《招魂》

摘要：宋初百年制约文学变革的内在因素固然很多,但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动因首先来自创作主体人格内涵的丰富与扩大。柳开、王禹偁及杨亿等"文士"群体从文学遗产中汲取艺术情感和审美经验的过程,为逐步摆脱五代遗风的困扰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超越前贤的每一次努力,都为文学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仁宗庆历前后,随着士大夫"复合性"主体特性的基本成熟,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群体,不仅为"天下"、"国家"、"道"等传统理念赋予了新的人格内涵,更为文学作品展示人性人情的多元色彩做出了超越凡俗的开拓和努力。在宋初百年文学变革演进的复杂过程中,王禹偁、杨亿及欧阳修三人不仅是引领风骚的文坛领袖,更是当代作家主体特性及情感结构演变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摘要：依据中国核动力院新颁布的《计量管理规程》,结合计量管理的工作流程,对计量管理系统进行了设计。本文简要介绍了该系统的设计特点和要求,提供了计量管理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和软件设计方案,供从事计量管理系统建设的相关人员参考。

摘要：北宋"四六"创作谱派纷呈,名家竞秀,堪比六朝。但相对于"古文",骈体"四六"却久被冷落,既有研究成果也不够严谨科学。如果说将北宋"四六"艺术直接溯源至李唐骈辞的做法客观上忽视了晚唐五代、尤其是南唐文人探索创新的功绩,那么以"古文运动"为参照的叙事模式,则深刻影响到对北宋"四六"谱派的认定、代表作家的选择以及发展史程的考述,而研究者轻文本解读、重"四六话"成说的学术惯性,也制约着"四六"研究的深入。倘能准确把握北宋"四六"脱胎于晚唐五代、尤其是南唐俪文的传变轨迹,摈弃以"古文运动"为参照的思维逻辑,并对历代"四六话"及文学史家的既定成说详加辨析,相关研究必能超越前贤,别有创获。

摘要："太学体"问题是北宋文学史研究中久讼未决的疑案。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看法是:"太学体"是从庆历四年创建太学后,到嘉祜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的十四五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的古文。它的产生既是石介、孙复、胡瑗等人在太学期间"复古"过当的必然结果,更与范仲淹的复古思想及"庆历新政"本身的局限密切相关。本文则认为:"太学体"并非"古文",而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其文体范围包括"赋"、"策"和"论"。从景祜"变体"到庆历"太学新体",再到嘉祐"太学体",名称的变化正昭示着该文风由孕育成熟到蔓延成风的内在轨迹。"太学体"文风的诸多弊端虽然体现在科场答卷之中,但其根源实在国子监及太学诸讲官偏离常轨的教学内容及训育方式。与此同时,国子监生员在科举考试中能够享受到的诸多特权,也对"太学体"文风的持久蔓延产生了影响。"太学体"文章的艺术表征,乃是"庆历之学"的学风特点在文章写作中的必然反映;石介以"庆历新政"为背景创作的《庆历圣德颂》,集中体现了议论怪诞、语言僻涩的文风特点,是一篇"太学体"的范文。作为科场文风,"太学体"根本无法与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主导的"古文"创作以及被后世称为"西良余绪"的骈体文相提并论,更不可能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

摘要：唐末五代是唐、宋两大文学高峰之间低谷渐进的过渡期 ,该时期文学思潮的衍变也呈现着乱世特有的奇异景象。“教化”诗说在对唐诗传统的眷恋中日益失落 ,崇尚“清词丽句”的艺术理想也因作家力不从心而流于无奈 ,同时 ,中唐苦吟诗人贾岛却受到乱世诗人最普遍的顶礼膜拜。五代文学思潮以诗为主体 ,成为由唐到宋过渡的桥梁和纽带。五代词虽深受瞩目 ,实则“别是一家” ,不在“文章”范畴之内 ,王衍。

摘要：“西体”文学是宋初政治文化的外化形态。宋初几朝,南、北方文人政治待遇的悬殊差异,南方士人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无奈选择,以及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对“激扬颂声”的政治需求,共同造就了“体”文学以赋颂为主的价值取向;南方作家博学多才的文化优势与宋初诗坛酬唱风气的结合,为“体”文学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南方士人群体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体”文学的创作主体己由原来的翰苑侍臣转变为朝廷重臣,人生体验与艺术表达都充满了富贵气;这种富贵气既是“昆体”文学与生俱来的文化品质,更是北宋中期以后逐步成熟起来的望族文化心理在诗文创作中的必然反映。

摘要：理学诗的创作是宋代学人思辨智慧的艺术表达。两宋鸿儒将儒学"义理"视为主体审美的对象存在,在"以求诚为本,躬行实践为事"的儒学探索中获得自在体验和精神满足。与此同时,他们将诗歌创作视为"明理"、"修身"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与道同机"、"觉世唤醒"的主体自觉,多层次展示"笃学力行"的实践智慧。"为诗好说理"的艺术传统可以追溯至魏晋玄言诗及隋唐以后的佛理道情诗,而宋代理学诗整体呈现着"理趣"横生、自由清雅的艺术境象,文学史家应该尊重其有别于"诗人之诗"的价值与特点。

摘要：宋初百年是唐、宋两代文学递变转型的关键期,文学经典的阶段性更替则从一个侧面清晰展示出宋初文学由复苏到转型的漫长轨迹。就诗歌而言,建国之初,众多文人为了满足"次韵相酬"的时尚需求而效法"元白","崇白"之风盛行达三十余年。真宗一代,"西昆体"作家追寻李义山风采,致使诗歌经典悄然转换。仁宗以后,韩愈和杜甫的作品相继受到诗人大众的追捧,成为新的艺术经典。韩、杜两家在诗歌创作上各具风采,而北宋诗人兼收并取,熔铸锻炼,最终形成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创作理念和品质追求。在文章方面,宋初文人在科举考试的压逼下,为了掌握骈文写作的种种技巧而苦读《文选》,从而为《文选》赋予了经典价值。天圣以后,随着"古文"运动的逐步开展,《文选》的经典示范作用逐步消减,而"韩、柳"散文的影响却越来越重。如果说仁宗时代是北宋文学脱胎换骨的转型期,那么韩愈、杜甫的诗歌以及"韩、柳"的散文,无疑为此次诗文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示范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