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算法从互联网时代即已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其法律地位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演进。在互联网1.0时期,法律沿用传统手段应对算法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算法仅具有技术上的意义;在互联网2.0时期,算法规制经过了从调整算法设计到调整算法部署和运用的迭代,算法也从产品化的算法演进为工具化的算法。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大数据与深度学习技术,算法进一步演化为本体化的算法。算法决策因具有不可解释性而逃逸法律责任,算法嵌入式扩张导致场景化规制失灵,算法平台化运行与公共利益隔离。因此,算法规制面临再次迭代的必要。算法规制的革新,一方面应实现调整对象的升级,另一方面应平台责任和技术责任双轨并用。算法的技术责任,应从设计、运营与事后救济三个流程充分展开,既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责任体系,也应创制必要的规则,以保障算法设计、部署和运营合理化,遏制算法滥用对潜在正当法律利益的威胁和侵害。

摘要：算法自动化决策在招聘、任务分配、劳动评估甚至解雇决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对于职场性别平等影响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尝试通过对国内外职场算法性别歧视案例的分析,探讨算法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劳动市场不同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算法自动化决策可能嵌入既有的性别偏见,成为隐藏性别歧视的分配手段,并且造成难以觉察的性别歧视后果。应对算法自动化决策带来的职场性别歧视,应扩大传统劳动法关于性别平等制度的适用,并具体化算法自动化决策规制的相关制度。此外,还应积极构建性别平等的算法伦理,建设覆盖算法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制度,并发展针对算法性别偏见的审计与评估制度,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支持系统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职场性别平等。

摘要：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平台运行日益自动化,加剧了网络平台事前的主观过错认定机制困境,导致现有平台监管追责机理模糊化、治理节点滞后、责任设置不符合比例原则。人工智能时代的平台监管,既应符合平台底层的技术逻辑,也应符合主客观相一致、责罚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因此,应穿透网络平台运行的技术面纱,将平台监管的触角和追责视角直接指向背后的算法责任。技术原理是中立的,但是技术的应用是包含主观意图的,应将平台算法设计部署的主观过错作为问责依据。平台的主观过错认定需明晰可回溯的问责点,可通过算法评估制度设置,并以算法备案制度事前固定问责点。事后可要求平台根据备案内容作出算法解释,说明设计的目的和预期后果,结合客观损害结果予以归责。平台算法法律责任的设置上,对于本身的设计过错作为实质责任予以归责,如果平台提供虚假备案与解释则承担不真实解释责任。

摘要：共享经济灵活就业成为数字时代新型劳动方式,其在性别平等层面带来了何种影响?虽然平台用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选择,但是不同性别并未平等地从中获益,尽管其匿名性与时间灵活性被认为有性别赋权作用,但劳动者匿名性可被算法画像轻易破解,时间灵活性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时间与无偿劳动。根据实证研究显示,共享经济平台用工对女性赋权有限,并且延续了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甚至由于性别歧视手段隐蔽、损害难以察觉、性别隔离更强,发展为第三代就业性别歧视,加剧"女性兼职化"的就业趋势。然而,现有法律制度严重不适用,面临着平台用工关系认定规则不明、缺乏间接歧视法律规范以及平台法律责任追究障碍等困难。对此,应扩张我国职场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要求平台实现"设计性别平等",社会范围内缩小数字性别鸿沟,以促进平台用工中的性别平等。

摘要：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支持具体的司法决策、支撑智慧司法系统建设。在智慧司法变革中,人(司法机关)与技术的关系从技术辅助走向技术主导,进而存在滑向技术依赖的隐忧:法官在具体司法决策中对技术过度依赖;司法机关在智慧司法建设中困于自身技术力量,对技术公司按需求设计开发、日常维护运行、系统升级改造形成技术依赖循环。这种依赖关系也带来权力专属原则存疑、质量技术标准缺失、责任链条分配存在困境等挑战。应及时勘定技术嵌入司法活动的边界:采取信息准入与流出的控制机制,限制技术在司法裁判相关信息的收集与公开中的运用;合理分配人类与机器的决策分工,保证人机混合司法决策中人类的实质性参与;谨慎应对公权力与技术权力的共建,建立合理的责任分配与追责机制。

摘要：商业自动化决策广泛应用,算法的评分影响用户贷款、就业、信誉等诸多权益。算法的自动化决策应具备可解释性,已经成为学术共识并在多国实践中展开。然而,算法解释面临着从技术方案转为法律制度的挑战,以及算法解释对象不清、标准不明、可能造成商业秘密泄露等质疑。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生产社会信任,救济用户权利,在算法治理体系中扮演着保障私权利的安全网的角色。具体的制度设计而言,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应以用户行为干预为导向,解释的内容包括算法、数据与其他决策理由等多项内容,而非技术源代码。个体启动的算法解释应嵌入平台结构设计中,以具有重大影响、未达到人类参与决策程度的评价类算法为范围,并与个人数据保护制度耦合。本着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应适当限定算法解释权的适用范围,明确算法解释的内容,并以合乎程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方式提供。在程序上应由平台先行处理。

摘要：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的自动补足算法可在用户输入关键词后自动补足搜索内容,提供搜索建议。然而,算法提供的联想词可能造成侵害个人名誉、隐私,著作权、商标权乃至公共利益的多种算法损害。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既有案例中,一些基于搜索引擎是信息发布者或帮助侵权而肯定搜索引擎的法律责任,一些则认定算法技术客观中立或搜索引擎享有言论自由而否定其法律责任。迥异判决的原因既隐含搜索引擎在信息传播中作为“信源”还是“信道”的理论假设之争,也包括国家产业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从信息论的角度,搜索引擎的实际法律地位是基于“算法的信息发布者”,兼具信源与信道属性,既是盈利性企业又具有公共产品特征。因此,应以“基于算法的信息发布者”作为规制搜索引擎算法损害的原点,为搜索引擎设置算法看门人的注意义务。搜索引擎的算法责任框架设计,应考量算法处理数据所涉的利益类型,算法对用户行为的干预能力,构建安全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信息分层框架。

摘要：自动化决策广泛应用,算法的评分、排序决定和影响着相对人贷款、就业、信誉等诸多权益。但当算法作出不利甚至错误决策时,相对人无从知晓原因更遑论改正其错误决策,严重缺乏应有的救济。通过梳理现有法律资源发现,传统制度在自动化决策场景下均不敷适用,无法为相对人提供算法决策的解释。法律应配置独立的算法解释权,用以衡平自动化决策使用者与相对人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作为合同制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因应性变革。算法解释权的理论正当性亦可在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矫正信息不对称、分配风险负担等层面得到充分证成。算法解释权的内在构造具有独特的内容要求和双层架构,其具体制度应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进行设计。

摘要：以Deepfake、ChatGPT、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深度合成技术与应用场景,极大地改变了信息获取、人机交互的方式,并成为未来数字空间的基础性技术。我国的深度合成治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仍主要停留在算法治理衍生出的信息安全层面,偏重服务应用监管而底层技术治理不足,偏重监管服务提供者但监管技术提供者尚不充分,数据与场景分级分类标准繁杂但并未形成有机体系。深度合成治理应在算法治理基础上延伸迭代,将深度合成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专门领域,同时通过顶层设计推进基础性人工智能立法,既保障急用先行,又可探索并形成通用人工智能立法的经验。既应发挥中国既有的深度合成治理优势,根据生成型人工智能技术特点更新监管逻辑,基于生成型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性实施全链条治理;同时还需立足现行法规中分级分类治理架构,结合技术、产业和应用建立有机体系和设置具体规则,以形成在全球更具影响力的深度合成治理法律制度体系。

摘要：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技术竞争与规则竞争的关键领域。人工智能立法是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综合立法,承载着“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使命。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需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明确回应本土的独特性,更好地适应国际合作与竞争,提炼既往网络立法经验,合理借鉴国外法律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制度资源,夯实立法的理论基础。中国的《人工智能法》应以促进发展为目标,制度设计应彰显人本主义,采取“总则式”的立法体例,确立适宜本土实践与发展阶段的监管制度,并逐步推进制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