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故事是横跨宋、元、明时间长河的艺术积淀,其中宋江的文艺形象在漫长的建构过程中不仅融汇了音景和视觉艺术,其名、字、绰号更是形成了一个称谓体系。这个体系是古代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交融杂合的产物。宋江“星主”“及时雨”的称谓来自粟特神话的雨神蒂什塔尔。“三郎”的称谓与摩尼教第三使、摩尼排行第三、三为摩尼教圣数等原因有关。“黑三郎”这一绰号也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黑三郎”之所以“黑”,是因为宋江与雅利安人财神俱毗罗、印度北方多闻天王、中国财神赵公明存在着形象上的同构,也是因为黑色、水和财三者之间的类比联想逻辑。宋江字公明,是由于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出手阔绰,俨然财神赵公明的缘故。《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之“呼保义”的称谓与宗教“使者”有关,而在《水浒传》中随着宋江的伦理身份从民间草莽英雄向护国安民的朝廷卫士转换,这一绰号便杂糅着民间信仰中“使者”“保义尊王”等意涵。

摘要：《封神演义》的宗教冲突,小说文本表述为阐教与截教的斗法,实质上是明教与祆教间变相的斗争。姜子牙一派阐教代表的是明教,通天教主一派的截教代表的是祆教。老子、元始天尊、姜子牙拥护周武王,反抗现有商王朝的政治秩序,其反抗的政治逻辑为周武王践行仁政。阐教叙事是仁政、善、惩恶等意识的言说,是明教的艺术化化身。通天教主、闻仲等拥护商纣王,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其被贬低丑化的逻辑主要是商纣王的荒淫无道。截教叙事是淫乱、酒色、酷刑、残杀无辜等的艺术性表征。《封神演义》通过阐教、截教善恶斗争的叙述,阐明了“谈祸福以寓劝惩”的伦理教诲,体现了明教与祆教之间的宗教思想差异。

摘要：《孟姜女变文》中姜女滴血认取夫骨的叙述,前贤如洪颐煊、顾颉刚等皆有过质疑,然而却以为无解。从时间上来看,《孟姜女变文》成于中唐。从地点上来看,它说唱于敦煌地区。从人口种族构成来看,敦煌地区多粟特人,而粟特人信奉祆教和佛教。祆教倡导并践行近亲血缘婚,从而孟姜女滴血认夫骨的叙述就极有可能是敦煌地区粟特人族内婚在说唱艺术中无意识地透露和留痕。正因为孟姜女与杞梁是血缘婚,因此能够依据当时的医学知识认知而进行滴血认亲的叙述。变文中的骨葬印证了姜女与杞梁实乃近亲血缘婚。之后孟姜女故事中滴血认取夫骨的流传,不过是以讹传讹而习以为常沿用罢了。

摘要：《水浒传》叙事中存在着称呼妻子为“姐姐”或“大姐”的现象,语言学研究者认为这是从弟/妹伦理维度生发的称谓。但是,他没有解释这个维度的生成缘由及其背后的文化结构,此其一。其二,这个解释也是想当然的猜测。因为“姐姐”或“大姐”作为妻子的称谓,源自近亲血缘婚的伦理生态,是历史上血缘婚称谓的遗留。自晚唐以来,沙陀人进入中原。沙陀三部落之一的粟特人,其族内血缘婚习俗影响了汉民族婚俗中的称谓文化。宋金元时期勾栏瓦舍中的说唱艺术掺杂着粟特文化和突厥文化,从而《水浒传》保留了以“姐姐”或“大姐”等称呼妻子的生活事实。

摘要：脂评的情理真实观主张小说的叙事写人要建立在"亲睹亲闻"生活真实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小说的叙事写人才能合乎人情物理的真实,才能使读者觉得真实可信;同时,它又认为小说的情理真实不同于历史实录,不必事必可考,而是"只取其事体情理"进行艺术创作,即情理真实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建立在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艺术真实;它认为小说情理真实的艺术实质是"事之所无,理之必有"的"本质的真实"。

摘要：在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中,汉语言方块字以其独特的字形构义、字形表义和音义结合的特点与谶纬文化、姓名文化和娱乐文化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叙事艺术。明清小说中的汉字字形、字音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在故事情节的预述、人物个性的塑造、姓名谐音的言说、以谜语预示人物的命运等方面。

摘要：“散点透视”是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主要视角,由此形成的审美民族性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中具有普遍性。这一结构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类型之一。从具有民族特色的“散点透视”来观照《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发现《水浒传》叙事结构是血脉贯通、浑然一体的。

摘要：明清章回小说、晚明拟话本小说与宋元话本,其叙事大多具有"楔子—正文"之结构。而自宋、金以来的戏曲,也多有"楔子—正文"之结撰模式。白话通俗小说的"楔子—正文"格式,受到了俗讲变文、押座文等讲经弘法模式之影响;而辽宗教剧、金院本、诸宫调、蒙元杂剧等则深受梵剧之影响。在古代中国小说和戏曲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互相取材,彼此影响。而佛家的弘法范式与梵剧的"楔子—正文"演出结构皆源自于古印度的说唱艺术。

摘要：中国印刷术发展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为其极盛时期,而正是在嘉靖、隆庆、万历百余年之间,长篇章回小说云蒸霞蔚,形成了最为兴盛的局面。印刷技术促成了长篇章回小说的雕印和刊行,通过对印刷技术与长篇章回小说的生态考察,从而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虽然渊源有自,但是其真正的成书时间当为嘉靖初年,而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元末明初。印刷媒介生态视角的透视,还原和改写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章回小说史的知识时空。

摘要：《水浒传》文本叙事中的宗教既不是正统的道教或佛教,也不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质是民间宗教白莲教。小说叙述的时间、地点、称谓和标志等都暗示或表达了白莲教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作为,表明《水浒传》叙述和体现了元末领导和组织红巾军起义的白莲教的宗教记忆。从而水浒好汉乃白莲教教徒的艺术镜像,梁山泊的旗帜"替天行道"即红巾军所崇尚的"大义",而水浒世界则是关于元末白莲教起义的叙述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