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驱于“媒介化社会”的时代浪潮,乡村治理正加速转向“媒介化治理”。“马克思归来”作为2008年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学术思潮,有助于澄清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本质。在此语境下,参考马克思的“生产力”和“属人性”概念,将CW村作为田野样本,研究证实了“媒介化”并非如媒介化学派所言是一种“独立作用”机制,所谓“媒介化治理”实质乃“人—媒”共治:在技术维度,以“工具触达—数字在场—信息勾连”为路径实施乡村治理;在主体维度,以“职责触达—具身在场—情感勾连”为路径实施乡村治理。

摘要：西方主流传播学基于专业原则,将传播认知逐渐固化为一种“专业传播观”:传播专指传播主体通过诉诸媒介、符号来分享或交流信息的专门性活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言-行”传受智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播实践,滋养、印证了一种发源于中国智慧、根植于中国经验的“双轨传播观”:在“言-行”双轨框架下,一方面基于专业原则坚决通过诉诸媒介和符号“以言语说话”,另一方面基于崇实精神通过诉诸行为和事实“以事实说话”。从“专业传播观”到“双轨传播观”的转向,具有一定程度的“重构传播学想象力”意义。

摘要：依据现代传播学的专业视野,传播可整体理解为传播主体通过媒介、符号来分享或交流信息的专门性活动。中国传统“言-行”传受智慧基于实用理性,肯定实际行动或事实的示范性说服作用。中国共产党于百年传播实践中一面遵循专业原则,坚持专业传播模式,另一面继承传统“言-行”传受智慧,重视实际行动和事实本身的说服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双轨传播观”:思想内核上专业原则与实用理性兼顾,行为模式上“动人以言”与“动人以行”并举。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理论议题,并有利于更加明确和坚定我国国内、国际传播总体实践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