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佛造像印是佛教傳入中土之後的産物,歷來印譜中鮮有著録。近代考古學的興起和敦煌文獻的發現,爲佛造像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新疆地區出土的佛造像印,可將其産生時間追溯至魏晋時期。敦煌戒牒文獻,爲佛造像印的使用提供了新的證明。概括而言,佛造像印主要包括早期佛造像印、戒牒文獻中的佛造像印、宋元私印中的佛造像印以及近現代篆刻藝術類佛造像印。不同時期的佛造像印具有不同的藝術風格,也發揮着不一樣的功用。它們彼此之間並無明顯的傳承關係,而是結合當時的社會條件獨立發展起來的,這種適應性正是長期以來佛造像印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天衡先生撰写了《五百年印章边款艺术初探》[1]一文,振聋发聩,从边款的艺术渊源、创作技法及艺术流派、印人思想、史料价值等多个方面,对边款艺术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填补了这一印学领域的空白。两年后,韩天衡又出版了集历代印学资料而成的《历代印学论文选》[2],其中首开体例,专设"印章款识"章节,罗列明清篆刻名家边款内容,

摘要：印谱是古籍中的特殊门类,明清以来印谱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变。明末,印谱从木刻本转变为原钤本,拥有了独特的制作工艺,独立于其他古籍;清嘉庆年间,拓款技术的出现,更加注重表现印章的艺术风貌,实现了从金石学向篆刻艺术的转变;晚清民国时期,印刷本印谱产生,促进了印谱的普及。"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通过展出的一百三十四部印谱实物,生动地展示了明清以来印谱的发展演变历程。

摘要：今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从艺100周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盼望已久的马先生的画册隆重出版了。这部珍品画册，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具体而且非常有说服力的展现了马先生一生为京剧建立的丰功伟绩。这部马派艺术的文化遗产将永留人间，同时也是一部珍贵的戏剧教材，教我们后生之辈怎样演戏。

摘要：1986年，天津有一批戏校毕业不久的青年演员，条件都很好，也已在舞台上崭露头角，但因受“文革”的影响，他们所学的传统戏不多，在对于传统艺术的理解和表现上就显得功力不足。当时身为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为了让羽翼未丰的青年演员们尽快地成才，提出了“先继承后发展”的思路，并拟定了“继承”的具体方案，让他们用一百天的时间集中向老艺术家们学习传统戏。

摘要：我于1962年拜师马连良先生，当时在人民剧场举行的拜师会，老舍先生也参加了。自打拜师以后，看马先生演出的机会大大增多了。我记得有一次马先生晚上要在华北剧场演出，我们团上午正排《雏风凌空》呢，传达室让我去接电话。我拿起电话，“喂，您是谁呀？”就听见电话那头儿说：“我是你爷爷。”哎哟!我一听，马爷爷。我说：“爷爷您什么事儿呀？”他说：“你今儿下午四点钟到清华池，你陪着我洗澡去。”

摘要：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深受大众喜爱。电影片名作为电影内容的高度总结,对电影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电影片名的翻译就像电影的招牌和广告,不仅能揭示电影的情节,还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和观看欲望。但如何成功地翻译电影片名却变成一道难题,本文试从介绍功能对等理论和电影片名的功能入手浅析英文电影片名的汉译方法。

摘要：民国时期是篆刻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在西方学校教育模式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篆刻也被纳入美术教育中,实现了篆刻教育的近代化转型。除传统的师徒传授之外,专业美术院校、业余美校、普通院校、社会机构、书画社团和篆刻家个人,也纷纷开展篆刻教学。这种转变不仅增加了篆刻家的经济收入,也给广大学生、篆刻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促进了篆刻人才的培养、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篆刻艺术的普及。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篆刻教育的多样化模式,也为之后篆刻教育的发展和篆刻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摘要：在纪念谭富英先生百岁诞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谭门'对我国民族艺术--京剧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谭鑫培老祖儿开创京剧老生行当'谭派'艺术,并流传至今,在'谭门',都唱京剧老生,能坚守祖业,保着谭门正根儿,代代相传至今已六代,堪称世界之最!我虽然拜马连良先生为师,但谭先生也是我心中的偶像.在戏校时,我还给谭先生演过的小孩,由荀令文先生带着我们去大外廊营,这座有上百年历史的谭家老宅.谭先生留着平头,面目清秀.先生坐着,进门后,我叫了一声:'爷爷.'他看着我,叫我站在小板凳上,背着我试试重不重!在屋里先对词,后走地位.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时,记得'逃难'那场唱[二黄三眼]'走青山……',谭先生一句一个好,冲散后,我们在[乱锤]中倒在台上,谭先生上场找我们,只听'仓仓仓'三锣,没见起范儿就又高又快特'溜儿'地走了一个吊毛,满台的好.我走不动,他背着我!

摘要：回顾上海近代史,孤岛时期是不可忽视的篇章。这一阶段从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持续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除租界外均被日军占领,租界成为孤岛。英、美、法、意等国军队在公共租界边界入口处装置铁门或铁丝网,并构筑工事。11月13日,工部局总董费信惇代表租界当局宣布,工部局持中立态度,在中日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双方在租界内的权益一视同仁,租界内行政权没有变化1。囿于国际法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