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计制度是汉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官吏考核制度,其上计文书、舆图及上计会问等要素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这成为汉晋地学的主要构成要素并影响了汉晋辞赋的地理书写。首先是有上计吏参加的上京朝会成为汉晋辞赋的表现内容;其次是上计掾吏及相关职事的经历和博才多识特征对汉晋辞赋地理书写发挥了积极作用;再者是“计偕物”规定、计簿物产记录对汉晋辞赋题材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上计不断制度化产生的地理知识,还为地志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也促成了地志文本的形成。因而,上计制度促使汉晋辞赋与地志在艺术表现、文献征引、写作意图、题材倾向与文化功能等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可见,辞赋与地志两者之间是共存、互补的关系。前人说“赋代志乘”,将辞赋与地志的双向互动关系简单说成单向影响关系,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摘要：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摘要：高唐神女与潘金莲是文学作品中善恶两端的典型。高唐神女是宋玉笔下光耀千古的女神,潘金莲是兰陵笑笑生笔下遭人唾弃的淫妇。潘金莲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高唐神女的命运遭际为构架,并将高唐神女原型中的一个性格侧面进行强化与突显的结果。在进一步探讨分析两者形象之间的文化艺术渊源关系后,两个女性生存本相后面所隐匿的男性心理模式及其产生的历史成因也昭然若揭。

摘要：屈骚虚实空间中包孕的地理物象、空间思维及精神意蕴,构设了独具魅力的诗性空间。屈骚时代及其之前的地学思想和地学观念,当是其诗性空间艺术生成的重要知识源头之一,而突显属意方位、建构神性场域、勾画江山地景、铺展游观道线,则是其空间艺术生成的主要手段。诗性空间既是屈原对世界充满诗意的一种认知方式,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精神意义。其中怀念楚国、思慕旧故的地缘情结为其精神内核并指向两个层面,一是地学意义上的乡土故园,二是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家园。屈骚营造的诗性空间,不仅在文体变革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诗歌地理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摘要：作为一门"空间的艺术",汉赋诸种体类所涉及的空间层面多样,并发生相互交错、渗透、重叠的关系。汉赋家们在散体赋以及部分骚体赋及其变体中,综合古代空间意识及前人创作经验将空间叙事推向成熟。汉赋空间叙事主要有方位叙事、"连类"叙事和移位叙事三种主要类型,并具有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互为依存、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互为补充以及表层结构与空间意义互为支撑等鲜明特征。汉赋家依空间的无限性、共存感与形式特征而建构起时空交错的总体艺术架构,把纷繁的物象统一为宏大的、气势生动的审美整体,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汉赋"巨丽"的审美趣味。

摘要：古代散文教学是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对其教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第一要著是科学合理地拟定古代散文教学的目标。具体而言,一是设计由文字而文学,由文学而文化的复合型教学层次,二是确立以人文教育、审美熏陶、语言继承三个维度为主的多元性的教学目的。第二,要不断探索建立文化教育、比较教育、人格教育等教学模式,并积极改进古文教学的方法,从而使博大精深的古代散文"老树开新花",在当代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

摘要：从赋学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中古赋论是仿习汉代赋论格局并沿袭其论题展开的,但在赋本体论的问题上,它较之汉代赋论更多地接触到了赋体本质。概而论之,一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入手,认为赋是物感人心,体物探意的体现;二是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讨论,认为赋是赋家内心情志的流露;三是从赋文学艺术形式着眼,认为赋是"美丽之文"的代表。它们从不同角度显示了中古赋论重情、尚美的理论特征,并深化了人们对赋的文体本质和形式要素等审美特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