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法治国不但是宏观的顶层设计,而且要落实为具体的地方改革和创新,这必然是微观的和实践的。县域法治切实地存在于地方法治体系之中,推动地方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推进地方法律实施的责任性与公正性,促使法治社会建构的认同性与地方性。

摘要：传统上,法律被认为是惩治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故而,腐败难以遏制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法律设计得不够严密,或过于宽纵。这种解释无疑是符合逻辑的,但忽视了法律运行背后的文化因素。取明代社会为背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构"以法治腐"背后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可对吏治腐败有进一步的认识。

摘要：网络反腐谣言既面临涉罪之困,又有侵权之虞。作为一种未经证实的言论,网络反腐谣言极易涉嫌对官员的诽谤,但科以诽谤罪理应遵循刑法的严格解释,而新近网络诽谤司法解释的部分条款却突破了刑法原则而有违刑法的谦抑性,此为网络反腐谣言困局的一种面相。网络反腐谣言侵犯官员的人格权而需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之时,宪法层面上的网络言论自由及其限度却更值得思考。官员的名誉权因更易与公共事务相关联而与其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大不相同。但我国司法实践过度地保护了官员名誉权,而立法却对于官员隐私权语焉不详,此为网络反腐谣言困局的另一种面相。法治思维下的反腐要求权力机构将网络反腐谣言视为一种信息来源而加以正视,立法上建立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在涉及官员名誉权、隐私权的诉讼中做出适当的利益平衡,以公权力的控制和所有正当权利的保护作为最基本的原则。

摘要：由于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非体系化和操作性的困难,我国当下的"官员问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陷于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在理论上,"官员问责"的法治化首先是构建一种能够提供合法预期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路径上,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使之成为良法,又要树立起良法被遵循的文化基石,由此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问责。

摘要：腐败破坏了政府的公共性而致其陷入合法性危机。但政府无法单独反腐败,因公共性而引发的腐败治理需要公私合作。将公私合作理论引入腐败治理致力于一种新体系的建立,强调公权力部门和公民个人、私人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等私主体联合起来,相互确认为平等主体,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动达成共识,并形成规则,从而共同预防、打击和遏制腐败。我国公私合作腐败治理体系的构建应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对合作主体、合作前提和合作过程的规则设计,实现理念向实践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