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政治神话功能、“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叙事细节的原型几方面,探讨格萨尔史诗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之一,格萨尔史诗不论是神化格萨尔王天神下凡、拯救人间的主题,还是表现主题的天人感应等艺术手段,都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显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源自中华民族古老的封地社会治理模式和“用国为姓”家园情怀,格萨尔史诗继承了中华农耕传统文化创造的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并依据生存环境和游牧生活对身份言说方式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形成了赞美草地和崇拜山水的家园情怀,体现了地方化的“人地结合”身份意识。格萨尔史诗叙事细节诸如女性崇拜、动植物喜好、习俗以及情节设置等,都能找到中华传统文化原型。

摘要：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中一般都选用了较多的歌谣,形成了抒情的诗体与叙述的小说体相结合的一种独特文体。而且,这些歌谣在小说中发挥着多方面的艺术功能,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学魅力。本文通过探讨歌谣在长篇小说中的多方面艺术功能,阐述了藏族作家长篇小说的独特魅力。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考察十几部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发现它们在人物语言、结构形态、描写对象三个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藏族作家的小说在这三个方面之所以特色鲜明,是与藏民族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摘要：用反文化思维视角重估安徒生童话的文化意义,就会发展其中一些篇章中隐含着反文化现象。反文化判定要有个标准:一是主观价值需求;二是人类历史进步性,即科学真理性。艺术家首先是思想家,他们只有把握住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趋势,才能尽量减少创作中的反文化因素。

摘要：《故事新编》的八篇小说在篇章排序上没有按照创作的时间先后编排,而是依据“故事”发生的历史时序及作品的主题逻辑进行排序,这种历史时序逻辑使小说集各篇作品的主题得到逻辑化整合,在形式上构成有机的完美组合,形成完整统一的主题寓意,创造出“化零为整”的整体隐喻效果,形成了一体化的艺术空间,传达了鲁迅借小说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明的思考、评价,寄托了一个“五四”启蒙者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救治国民精神、振兴民族的理想与感慨。

摘要：本文研究了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的诗性品质,揭示了歌谣在增强叙事文学的抒情能力和创造故事情节与抒情相一致的节奏感等方面的艺术价值,具体分析了《茫茫草原》中歌谣在强化民族特色、创造抒情氛围、塑造人物形象、标志故事情节的节奏感等方面的艺术功能。

摘要：鲁迅小说中的风景描写类型多样,发挥着象征寓理、民俗风情展现、格调与气氛创造、讽刺、抒情写意等多方面的艺术功能。这些风景描写与战斗的思想性相统一,为作品创造出优美、典雅的品质。鲁迅小说的风景描写在中国传统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之间具有承上启下、探索开创的立范意义。

摘要：一、引言 季羡林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弘扬，这都是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他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解决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诸多社会问题的“惟一的办法”，“也就是要用与大自然为友不要为敌的思想济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之穷。倘若真正付诸行动，人类庶几能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摘要：《格萨尔》经过民间说唱艺人的千锤百炼,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堪称气势恢宏的悲喜剧。降边嘉措、吴伟编撰的《格萨尔王全传》以章回体形式呈现了英雄史诗的宏伟风貌。晁通是这部悲喜剧的关键人物之一,作为格萨尔王的本宗叔叔,他本应是神化王权叙述模式下被神化的王族成员,然而,由于觊觎格萨尔的神授王权,他被作为格萨尔的对立面遭到刻意贬损,以致被妖魔化,成为权欲、色欲、财欲的化身。晁通既是一个被嘲笑的丑角,也是喜剧气氛制造者;他既是映衬格萨尔神授王权合理性和不可挑战性的反面人物,也是说唱艺人们创造史诗民间娱乐性的道具,他的存在使史诗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得以巧妙整合,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摘要：一所谓＂类体验＂就是类似于体验,即好像是亲身经历过。一般来说,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比较容易造成＂类体验＂效果,但是,如果用第二、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根本不会产生类体验效果,那么,事情就比较简单,类体验叙述只能算作第一人称叙述的一种审美效果。这样,＂类体验叙述＂就不能上升到叙事艺术的高度作为创作方式来讨论。实际的情况是,传统的批评术语不那么灵验了,在一些作家那里,特别是在不少女作家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