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维度重审“世界文学”,它便不仅是一个对象,而更成为一个问题。从歌德奠基性地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并为其追溯以欧洲经典文学为基底的谱系开始,世界文学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欧洲版本。近两百年来,世界文学虽经演化发展,旧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发展为另一种新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阔的东方文学在其中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与位置。

摘要：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体系中的大概念πο?ησι?(poíēsis:创制;poetry),当表示语言的艺术,即今人所说之“文学”。汉语向来以“诗”或“诗歌”翻译历史文本中的poetry,时常只能带来误读、误解或不解。而同样源于古希腊的诗歌概念lyric,汉译从来都是“抒情诗”,也往往会让人困惑,且不知所以。只因习焉不察,至今无人根究。与戏剧和叙事文学不同,“诗歌”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其历史并不久远。自18世纪晚期起,lyric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它不再只是抒情诗,也是诗歌的总称,此后才形成文学的三大类型,即“lyric/诗”成为戏剧和叙事文学而外的第三种主要文类。从文类概念“lyric/诗”出发,论述其历史演变、观念形态和诗歌独立之路,解析与之相关的概念,可揭示汉译中的术语错位所造成的认知偏差。

摘要：匈牙利艺术史家及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是最早将社会学命题整合进艺术史考察的学者之一,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借助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来考察艺术的生产和接受,强调艺术与社会的互动,笃信艺术辩证法、艺术的悖论亦即对立因素的融合,并在方法上坚持走中间道路。他认为教育阶层决定艺术样式,根据阶层区分艺术形式和风格,可用于整个艺术史研究。他追求在整体性思想的指导下认识艺术及其复杂活动,并在卢卡契和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之间选择自己的现实主义艺术观。

摘要：荣格称卫礼贤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主要是卫氏翻译的《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德译本名为《金华秘旨》)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部中国典籍蕴含的中国思想,或许成就了荣格思想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如"个性化"概念、"同时性原理"、"集体无意识"等。《金华秘旨》让荣格发现,心理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环绕"本我"的"个性化"过程,这成为他的个性化理论的关键特征。透过这部首次译介到西方的道教内丹学典籍,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找到了联结东西方思想的纽带。荣格认为,《易经》的"科学"所依据的不是因果律,而是一种西方没有的、尚未命名的原理,他称之为"同时性原理";他自己的"同时性"理论或许也根植于此。荣格既受到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在其科学思维和医学实践中不失去自己的西方之根,这才会有他与中国思想对话的极为丰硕的成果。

摘要：在世界文学史中,关注疾病和死亡是许多作家的嗜好。托马斯·曼认为,艺术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在精神上对病患的偏爱。在曼氏"病的哲学"中,疾病被视为一种提炼生活、超越现实、提高个性品格和认识能力的状态,是走向更高级的精神健康的起始,或成为一种特殊境界的源泉。作家多半不是为疾病而描写疾病,而是喜于把疾病作为认识手段,让人看清事物背后的真相。托马斯·曼关注几十年之久的一个命题,便是疾病与人性、智性以及人的尊严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从"同情死亡"到"同情生活"的转变让人看到,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说到底是珍视生命的表现。

摘要：进入20世纪之后,超验的、自上而下的思辨美学似乎逐渐让位于自下而上的美学,比如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审美问题。"文学社会学"不但吸引了许多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也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常见论题。德国学者许京第一个提出"文学趣味社会学"概念和研究方向。他认为不存在统一的时代精神和单一的审美趣味;每个社会都存在各种艺术样式和风格取向,体现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时代精神,每个时代有着一系列时代精神。他的独到见解得到20世纪不少西方著名学者的认同和借鉴。本文主要讨论许京"文学趣味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影响。

摘要：歌德之后,唯美主义者托马斯·曼是以德国小说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常被看作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人道主义是其美学思考的基本底色,人性是他评价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尺度,也是人性遭到威胁或践踏时的理想。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是他景仰的三颗星辰,是其思想和艺术的基石,他的不少关键思考均与三者有关。"反讽"无疑是其作品的重要特色,反讽话语是其典型写法,他也时常论说反讽。曼氏反讽可被理解为一种反思和回应现代性的交往形式,以及新的社会状况下的写作立场。他赞同席勒对艺术与游戏之亲缘关系的阐释,即严肃地玩弄形式游戏,用游戏形式呈现艺术的高妙和精深之处。同时,他也称颂20世纪伟大作品的艺术试验,即淡化故事情节、颇多思辨的"理智小说"。

摘要：本雅明是文学和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经久不衰的探讨对象。这个"最后的文人"的原创性思想,还在展示着不同寻常的魅力。本文以《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和《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开山之作为中心,讨论本雅明关于"后光晕时代"的艺术哲学。前者可被视为本雅明政治美学的代表作,后者则是他的艺术思想的总结。中国的本雅明研究中还有不少语焉不详之处、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因此存在厘正的必要。

摘要：本雅明是文学和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经久不衰的探讨对象。这个"最后的文人"的原创性思想,还在展示着不同寻常的魅力。本文以《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和《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开山之作为中心,讨论本雅明关于"后光晕时代"的艺术哲学。前者可被视为本雅明政治美学的代表作,后者则是他的艺术思想的总结。中国的本雅明研究中还有不少语焉不详之处、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因此存在厘正的必要。

摘要：什么是美?什么是品位?今天的趣味同昨天的或许不一样?趣味的变化是否导致艺术手段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许京在一百年前首次倡导"文学趣味社会学",将文学趣味、风格和变迁同社会土壤的变迁联系起来。在《文学史与趣味史》(1913)一文中,他勾勒了不少超出思想史和文学史的重要问题,开启了注重社会学方向的文学趣味研究。许京指出,直到他那个时代,文学史(甚至整个艺术史)基本上只关心艺术品和艺术家,受众审美趣味的发展几乎没有得到重视。他认为作家依赖于受众的趣味,而趣味属于社会现象,其缘由是能够具体描述的。"时代精神"是一个靠不住的概念,它只是特定群体的思维形式,却一直被看作全体人民的趣味。作者强调不存在笼统的时代精神,每个社会同时存在不同的趣味阶层和群体。许京的意图是,以这篇副标题为"试论一个新的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对文学进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一方面展示历史趣味的各种因素对作品审美形态的影响。他突出了生活风尚和精神风格、思雏形式和各种思潮等"趣味"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因而有必要对文学形式做社会学考察,形式对于群体意识的意义非同小可。他想通过考察"趣味的转变"来揭示艺术生产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中发现趣味的变更,希望以此认识文学的本质。十年之后,许京发表使其获得国际声誉的专著《文学趣味社会学》(1923),进一步从文化史和社会学角度对他1913年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做了系统论述。许京的研究视角与后来的"作家社会学"("为谁而写"等问题)和"作品社会学"(作品的趣味所在)有着内在联系,注重社会环境中的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整个作用关系,他是这种研究模式的首创者之一,并对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1958)接过了许京涉及的不少命题。许京倡导的对文学传播系统的影响研究,也是后来文学社会学成为专业研究以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他的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涉及1960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如研究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读者亦即读者的审美趣味看成理论研究的对象之一。又如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和读者期待而创作的,并强调读者是推动创作过程、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许京几乎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西方著名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如韦勒克)虽会提及许京,但是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均给人留下"闻其声不见其人"之感。因此,我在《文学史与趣味史》一文发表一百周年之际将其全文译出。该文不仅具有开创意义,而且是整个文学社会学发展史中的重要文献。许京的一些说法同后来的许多时髦理论相去甚远,或已不适合全球化的今天。虽然,他的不少观点迄今还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