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郎探母》可谓京剧史上的一个创格。其常演不衰而又褒贬不一的历史命运究竟有着怎样的审美文化的根由?其具体的形式创造中究竟表现出怎样的审美意味?本文主要就是从《四郎探母》编演的文本策略的角度着重分析其具体的形式意味。本文认为,不仅《四郎探母》自清代以来编演不辍的本身就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本质,而且其形式意义的生成更蕴涵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密码。

摘要：自清末民初“戏曲改良”以来,“新编”创作业已成为20世纪戏曲传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探本究源,“新编戏”乃是相对于搬演“传统戏”而言的所有新剧目的编演和创作,而不单是指所谓“三并举”当中之“新编历史剧”。“新编戏”的创作伴随着百年“戏改”,带来了20世纪中国戏曲的新的生态和新的美学。这是因为,惟有在传统剧目得以持续经典化的同时不断的进行新编剧目的创作,中国戏曲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直面现代观众,并且赢得新的观众,真正实现戏曲现代化的转型与传承。

摘要：在近代尚力思潮与西方悲剧思想的共同作用下,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积极编演时事,上演了大量的志士剧。这些作品以触目惊心的死亡召唤悲剧情怀,建构出一条肉身承道——无论所承之道是革命思想还是社会批判——的路径。新潮演剧中的悲剧意识,上承自近代传奇杂剧中的文天祥投海明志,后启北大周瑞琦投水“以作诸君之气”的学生运动,更是与鲁迅提倡的摩罗诗人“自啮其身,终以陨巅”形成对话。此期新潮演剧在作用于社会的同时,也促发了惨剧向悲剧的转型。

摘要：梅兰芳,作为20世纪中国戏曲的“世纪现象”,其意义不仅在于代表了一个戏曲时代,而且代表着一种美学风范、一种艺术精神。从而,如何在20世纪中国艺术美学发展史上来定位梅兰芳,也就成为全面理解与准确评价梅兰芳的艺术体系及其历史地位的关键。“梅兰芳现象”之于20世纪的中国戏曲,一方面固然体现出西方美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古典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属于20世纪融合了西方戏剧美学的一种戏曲新美学的建构。换言之,梅兰芳正是以其“新古典”的品格而体现出他对于戏曲“新美学”的追求。

摘要：何谓经典?经典的如何形成的?经典在20世纪的中国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基于对此类问题的认识,本文就戏曲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身份与历史使命进行全新的思考,提出"戏曲经典化"的命题;并进而对于戏曲经典的现代命运、现代戏曲的"经典化"策略以及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戏曲的"去经典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解析。

摘要：戏剧成为影视艺术的根基,既有其历史的逻辑,也有其美学的必然。戏剧学与影视学不仅有着历史上的逻辑传承,更有着美学上的深刻关联。故而,一种涵盖戏剧、电影、电视等艺术形态的"大戏剧"观念不仅构成了"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的实证基础,而且也正是在戏剧学与影视学交融汇通的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戏剧与影视学"自身的话语逻辑和知识体系。

摘要：戏剧作为一门剧场艺术的要义在于:戏剧的艺术表现与传播接受都离不开一个审美的"场"。从传统的广场剧、舞台剧到现代的广播剧、影视剧乃至网络剧,戏剧审美场的构成固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媒介与符号,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规则与交流方式,但是其传播交流中的审美"在场"的属性则是相通的,而且正是由于媒介方式的变迁带来了戏剧审美场的转换。

摘要：京剧程派唱腔艺术以凝重、绵延之韵见长,历来为方家赞赏。程砚秋先生将丰富奇特的唱腔技巧恰到好处地融于其纯正的京剧传统程式之中,从而形成独具风采的程派唱腔。程派唱腔的控制原则及其艺术传承都体现在"奇"与"正"关系的处理上。程派唱腔艺术的"正",主要体现在传统戏曲程式的尊重与坚守;程派唱腔艺术的"奇",则主要体现为唱腔技巧的丰富与多变;程派唱腔运用及其艺术传承无不是通过以正驭奇与以奇润正的控制方法达到了对"奇"与"正"关系的正确把握,实现了有效的艺术控制与适度的艺术创新,从而形成了程派唱腔独具魅力且传之久远的艺术风格,乃至绵延至今的程派艺术传承。这也为如何准确地评价"新程派"意义和价值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阐释视野。

摘要：当代博物馆为了完成对人的创造、物与关的历史和人类心灵的历史的讲述，采用了多种叙述策略。首先，博物馆通过缔造仪式，将展示物品置于空间情境中来进行叙述；其次，当代博物馆与意识形态和权力控制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博物馆在西方常常作为政治谋划的叙事策略；第三，博物馆通过展示使空间与时空、与美对话，发挥其独特的诗性功能，使没有生命的展品在观者的凝视中获得生命；在当代新媒体语境中的博物馆不仅拓展了其展示功能，而且通过与观众的互动而进一步丰富其诗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