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持人：今天我们就拯救乱象杂生：中国当代艺术的恶俗与原罪为主题,进行一个谈话式的主题讨论或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来对中国当代艺术乱象杂生的现象进行评述。一直以来,＂我们已经跟世界接轨了＂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群体中理所当然思维定式,我们不难看到,从南到北的林林总总的艺术区不断地推出各类以＂当代＂命名的艺术展。

摘要：本文探讨了黄檗宗顶相中的行乐图形式。黄檗宗的此类顶相并非平地拔起,而是具有历史和宗教的内涵,禅师身处户外山水中的顶相,至少在宋元时代已经出现。黄檗宗独有的行乐图样式顶相,则更接近诸多中国明清时代的文人行乐图。此种样式除了单人像外,往往采用群像或三幅对的组合来表现;画中的器物与动植物既具有世俗肖像的特征,能与现存的实物对应;又具备内在的意涵,有时能在题赞中体现其阐释。

摘要：本文研究了《浮玉山居图》后姚绶的14段题跋的内容,整理姚绶于1483年乘坐“书画船”荡漾于嘉杭运河间,对《浮玉山居图》和张雨题跋的鉴赏,以及题画诗文的创作。此外姚绶面向张雨的诸段题跋,其同乡周鼎面向姚绶的诸段题跋,显示了明人“对题跋的题跋”,也就是同时就原书画和他人题跋提出评述,即时人在题跋中互动呼应的现象。

摘要：顶相中的袈裟涉及两个方面。首先袈裟风格受到中国南宋世俗审美的趣味影响,并一直延续到室町时代之后。另外袈裟的传承明确地显示在顶相和顶相、顶相和实物之间,是师承法脉的证明。综合来看,始自宋元时代的中日禅师顶相中的袈裟并非随意绘制,而是如实地表现了袈裟的染织和形态,体现了中日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互动。

摘要：文章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随着17世纪传入日本的中国临济宗黄檗派,即在日本被称为黄檗宗的禅师们携带入日的白衣观音像,认为宋元以来传入的白衣观音形象形态优美,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并得以继承。明末清初传入日本的黄檗宗白衣观音形象则带有福建及周边地区的地域特色,也体现了以福建为主的江南绘画的时代特色,与黄檗宗的雕塑等物质文化有内在的关联。整体而言,丰富了中国传入日本的观音形象,显示了全新的活力。

摘要：牧溪的《观音·猿·鹤图》组画虽然久为人们关注,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其图像文化源流的讨论仍可以深入。本文在动物文化方面探讨了唐宋时期佛寺和僧人饲猿的传统、猿鹤配对的缘由以及猿鹤的蜀地特色。从宗教学角度出发探讨了宋代临济宗"无声诗"传统在禅画创作和画题选择上的重要作用,以及牧溪临济宗师承对其造成的影响。另外,观音像也与一般理解中的"水月观音"并不相同,从文献和图像考证应更接近五代自宋代流行的"自在观音"。综合各方面证据,《观音》与《猿·鹤》组画的创作与一般所认为的文人情趣、三教合一等原因无涉,可以认为是临济禅宗语境内的产物。

摘要：首先讨论,在分析了南禅寺的禅僧们在该图中的题诗后,本文认为出自杜甫《南邻》的诗意画《柴门新月图》关键词是“新月”,因为它强调的是暮色中的离别。本文认为提出“柴门新月”传入日本的时期在于元代。而明清的《南邻》诗意画产生了六种流变模式,颇为多数的画作中都隐现出杜甫《南邻》“柴门新月”主题的影响和意蕴。

摘要：广告中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对受众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公益广告中的文化元素的组合,将正确的安全伦理观念以广告传播的手法注入大众的认知中。本文分析了安全伦理观对于保护妇孺所具有的意义,各种安全伦理的缺失情境以及相对应的公益广告主题,研究和分析了建立和强化大众安全伦理观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广告文化元素。

摘要：17世纪临济宗黄檗派东传日本之时,出现了关帝作为禅宗伽蓝神的形象。关帝信仰传入日本,相关的实物则出现在17世纪之后。长崎华商崇拜的航海保护神主要是妈祖,后因种种原因,关帝进入了黄檗宗伽蓝神的范畴。关帝雕像的制作方式,一般是先作画,后按画雕刻。绘画由禅师题赞并收藏或张挂。关帝图像和雕刻的风格,可追溯到中国明清时期的关帝形象。

摘要：黄檗宗的列祖源流图融合了诸多中国明清时代肖像画的样式。这是将自隐元隆琦禅师东渡之后的法脉集于一图的群像画,多用于仪式之中。列祖源流图的图像源头大致有三种,一种多受明清行乐图形态的影响,采用文人雅集元素,陈列奇趣器物,体现了物质文化与个人品味;第二种模仿释迦三尊、灵山法会等道释画;第三种则受明清之际宗族祖先“代像”的影响,也受到明清时期福建地域画家创作的人物画风格以及早期传入日本的中国视觉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