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以礼乐为标识。中国传统的乐包括诗、乐、舞,因符合现代艺术观念而成为美学和艺术研究的主要对象。礼乐文化中的礼虽然被社会学、民俗学等现代学科广泛研究,却一直没能真正引起美学和艺术的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以美学和艺术来接引中国传统礼文化,在于将礼看作一种以行礼之人为核心的综合性的、具有演剧性质的典礼艺术。其作为美和艺术,有三个依据:第一,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经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礼;第二,礼作为一种"饰",即感性呈现,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第三,这种感性呈现是对政治—伦理和宗教—形上观念的象征。礼仪美学研究的是一种动态之美,即践履礼的人以一定的礼容,执持一定礼器,在礼仪的空间和仪式过程中以其文雅而崇高的言行举止所彰显的整体之美。

摘要：当下中国美学对中国社会早期悲美学的研究侧重于文学艺术中个体心灵悲情的审美抒发。这种研究因其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而常常忽略了中国社会早期丧仪对悲感呈现的独特维度。丧仪对悲感的审美表达体现为随顺人的悲感抒发和规划人的悲感表达。就随顺而言,丧仪用特定形式彰显悲感,使之客观化,类似文学艺术,具有审美性和诗性;就规划而言,丧仪将人的悲感节制在"无过不及"的中道里,使之合乎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和自然天道。这就将悲感的审美呈现提升到内蕴善的精神深度的审美表达层面。丧仪的悲感与文学艺术悲感又有所不同。后者总要化为审美意象,停留在意识领域,是一种"个体的悲感"。而丧仪的悲感还要落实在文雅、严肃的行动中,具有"演剧"的性质,其悲感是一种被塑造的"类的悲感"。对比几种不同的悲感表达,有助于拓展中国悲美学的认知范围。

摘要：传统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呈现为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将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先验感性时空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是道德律与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的合一,其时空标准,使得礼的行为具有艺术性。这是对王国维、梁漱溟、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将礼艺术化的继承与发展。贺麟强调礼乐互渗,其对礼是道德的更高的艺术化阶段、礼教给人带来理性自由的系统论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美学史和艺术史上都意义重大。

摘要：现代人文学术对传统礼乐的重构,尤以美学最为突出。朱光潜认为礼和乐的精神能成为儒家思想学术的一以贯之的基础。传统礼乐在现代美学中的定位,是儒家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宗教-宇宙哲学的起点。宗白华认为,儒家礼法的根基,是人的真性情,即仁,即"音乐的精神"。礼和乐都是古代艺术教育和教化的方式,反映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而又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并使之"端庄流丽"。礼乐艺术,是社会生活和天地精神的中介。朱、宗二人对礼乐的现代美学诠释,在路径上虽有差异,但表现出来的现代礼乐思想,却具有一致性,即礼乐,尤其是礼的"心"学化、乐感化,审美化。礼乐在传统视域中具有一体性,在现代美学观念中同样具有一体性。至此,传统礼乐在现代学科中获得清晰的定位。而他们对礼乐的美学重构,同样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礼乐思想变迁的一部分。

摘要：王光祈虽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既不像新青年那样否定礼,更不像同时代的音乐家青主那样否定乐,却对它们作了现代转化和诠释。其礼乐思想包含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传统礼乐陶铸了中华民族谐和的民族精神;第二,以乐释礼,礼是乐的附带品,是内在谐和生活的外在的节奏,礼彻底乐感化,艺术化了,在美学的视野下重构了传统礼乐的一体性;第三,倡导立足传统礼乐精神,融汇西方的音乐形式和技法,改革传统礼之乐^(②),创制能继续陶铸民族特性的新礼乐,即“国乐”。王光祈虽留学德国研习西方音乐,并系统地将之引入国内,但却深受传统礼乐精神的影响,不仅对礼之乐的现代转化起到奠基作用,更是近现代以来礼的现代性诠释中的重要一环。

摘要：丧礼"禁乐"是周代主导性的制度规范和文化现象,不同于其他典礼中大多礼乐不离的情况。从礼乐相济的角度探讨儒家哲学已蔚为大观,而对丧礼中"有礼无乐"的哲学探讨则付诸阙如。丧礼"禁乐"彰显了儒家既生死有别,又生死一如的"既仁且智"的生死观。同时,它还显明了性情论视域下"乐者乐也"以及从形上层面为其确立根据的"乐从和"的观念。而天地阴阳的宇宙论视域下礼乐在相互对待中的性质差异,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把握丧礼"禁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哲学内涵,对进一步理解儒家生死观和礼乐的差异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

摘要：有清一代,礼学和礼教备受重视,几可比拟西周。清中叶徽儒凌廷堪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其礼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美学特质和丰富的美学意蕴,可从三个方面呈现这一点:第一,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核心是“以礼代理”,这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礼教主义”思潮的延续,礼教主义注重道德教化的感知性、情感性、切身性,强调礼教的象征性,这可从宏观上呈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美学特质;第二,立足于礼的感性呈现、礼的情性基础、礼的象征意义、礼的教化(美育)目标这几个基点,从美学方法论层面,重新结构其礼学命题,进而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呈现其礼学思想的美学意蕴;第三,通过与同时代的“宋学派”的代表人物方东树的礼学思想进行对比,进一步彰显其礼教思想中注重美学的奠基性的特质。

摘要：《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是刘成纪教授"十年磨一剑"的力作。作者以其更趋周延的美学和艺术观接引中国传统文化,写出了一部既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又融入了世界美学和艺术体系的大作。可从四个方面系统地理解该作:作者的艺术观、选择先秦两汉的重要性、艺术观念的特质、该作所彰显的"史"的特点。这四个方面相互涵摄,贯穿全书。该作折射出一种政治美学研究路径,符合先秦两汉的历史本相,与中国美学研究的"心性路径"不同。

摘要：中国文化之核心乃礼乐传统,它在国家的制度实践和儒家人文知识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内在的一体性。自西学东渐以来,学人在以现代的学术观念接引礼乐时,二者开始分化到不同学科和领域,日益丧失其原有面貌和精神。但是近现代又有一些学人,认识到礼乐精神,在现代美学视域中,重构其一体性论述。总括起来,这种重构有以下三个维度:第一,礼最基本的含义是礼义和礼仪,作为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和象征符号体系,与乐相同,同样是美和艺术;第二,传统礼和乐相互渗透与涵摄,在美学中表现为艺术审美与政治道德的水乳交融;第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一条实现人性解放的递升之路,从礼到乐是审美境界攀升的连续性表征。

摘要：康有为的礼乐思想伴随其整体思想发展历程而不断深化。康有为早期侧重以三代礼乐理想来批判清王朝礼乐文化状况,试图为现实政治危机寻找内部思想解药。戊戌变法时期,为应对现实政治失序和价值文化危机,康有为主张立足现代文明标准批判和改造民族礼乐文化,试图为清王朝以独立的国家——国族身份融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提供思想文化支撑。在此期间以及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还以儒家今文经学为脉络,以礼与仁为核心,融汇现代知识、制度和思想,试图再造礼乐文化的大同主义,进而重构其普遍性,促使其摆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危机。康有为的礼乐思想经过了立足传统理想,以现代批判传统,归本传统而反思现代的辩证发展过程。康有为对礼乐文化的思考,为我们理解儒家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以及立足儒学传统反思现代性,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