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参照反映国内新农村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的相关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设计出一套较为客观的新农村建设的指标体系。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江苏省的实际情况计算出了该省新农村建设的标准值,衡量了其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实现程度。

摘要：通过对比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分析两项政策的共性及差异,为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政策建议。结果表明:两项政策本质上都是土地发展权的交易,但在产生背景、运作流程和实施效果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为了解决规划分区制度的刚性,我国和美国分别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但由于两国制度环境的差异,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美国选择了一种以市场和层级相结合的混合型治理结构,而我国则选择了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层级治理结构。虽然两项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规划分区制度的弹性,但现阶段,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在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和耕地保护效果方面均优于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摘要：构成生态农业评价的完整指标体系是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评价、功能评价和效益评价。本文在生态农业评价的原则指导下,设计了由系统结构、系统功能及系统效益指标类构成的指标体系。最后,提出了对生态农业系统评价的程序和方法。

摘要：研究目的:在中国现有土地产权和行政体系下,探寻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思路与方法。研究方法:逻辑分析法,综合评价法,比较研究法。研究结果:(1)2007—2010年不同省(市、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评价平均分值分别为64.16、64.90、61.54、62.63,地区间标准差为5.74、5.85、7.47、8.30,土地计划管理的总体水平不高、地区差异较大且呈扩大趋势;(2)Ⅱ类、Ⅲ类地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评价分值较高,Ⅰ类、Ⅳ类地区分值较低;(3)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应重视耕地保护、土地供应方式、土地收益分配等问题,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应重视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土地集约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开发、违法用地控制等问题。研究结论:(1)应融合土地发展权计划内和计划外双轨配置,建立土地利用计划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将计划考核结果与计划内指标奖惩、计划外指标竞争分配相挂钩,提升土地宏观调控绩效;(2)选择建设用地规模控制、耕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土地供应管理、土地收益分配(民生保障)、土地行政执法等因素,构建土地利用计划考核指标体系。

摘要：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创新的环境保护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已展开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本文根据生态补偿的付费主体,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划分为政府付费型和使用者(受益者)付费型,发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选择受到生态服务的类型与性质和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在总结流域生态补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太湖流域现有生态补偿机制及存在问题,尝试设计多地区—多主体—多层次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框架,为太湖治理提供政策参考,进而推广到其他流域。

摘要：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是中国土地非农化调控的核心工具,理解其作用原理及绩效对于提升国家土地调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土地利用计划指标是国家每年预算安排给地方政府用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土地发展权。中央—地方土地非农化利益冲突、"国家至上"社会文化、现行政府管理体制是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产生的基础。土地利用计划管理面临着信息不完全、预算软约束、棘轮效应、管制俘获等内在难题。2000—2010年全国分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土地代价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规律。但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和土地管理制度下,二、三产业人均生产总值达到约124000元/人之后,土地代价水平才能进入下降通道,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程度和节约利用的紧迫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力度上升虽然对近年经济增长土地代价水平降低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未能扭转土地代价水平和建设用地总量的总体发展趋势。应针对现行管理方法存在的不足,结合土地发展权双轨配置格局和政府治理发展趋势,统筹计划内与计划外土地发展权配置,简化计划内指标分配方法,完善计划考核——激励机制,使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从简单的"土地预算"管理向引导地方政府合理配置土地的制度工具转变,加快经济增长土地代价水平降低至合理水平。

摘要：本文利用江苏省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不同流转去向(流转给小规模农户还是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收入的影响,进而考察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相较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的增收效果。研究发现: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相比,将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未能显著提高转出户的收入。具体而言,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的增收效果仅体现为增加农地租金(进而增加农业收入),但其增收部分缘于农业补贴被人为地计为农地租金而非转移性收入,这使转出户报告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而且,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虽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但并未起到促进转出户提高非农收入和总收入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转出户的非农就业整体上已经较为充分,非农收入占比普遍已较高,且部分地区农地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是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的结果。

摘要：通过对青海湖地区土地资源和人口现状与特点的描述,估算了该区及各县现实条件下土地资源极限人口承载量和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草地和耕地所能承担的人口承载量及其比重。结果表明,青海湖地区土地极限人口承载总量为69.5973万人,其中耕地为48.3720万人,草地为21.2703万人,承载比率分别为69.44%和30.56%;区域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为32.4620万人,其中耕地为18.1219万人,草地为14.3410万人,承载比率分别为55.82%和44.18%。此外,区域各县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和承载量存在较大差别,适宜人口承载量(万人)从大到小依次为:共和县(7.0176)>海晏县(6.0049)>刚察县(5.9640)>天峻县(0.0332)。

摘要：当前我国政府的经济功能应定位于：（1）推动市场化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和重构；（2）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明晰产权，重塑微观主体；（3）培育中介组织，完善信息网络，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4）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5）制定积极的、增长导向型的产业政策，鼓励技术引进，促进技术创新；（6）逐步完善间接宏观调控体系，确保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相应地，政府职能转换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树立“无为而治”的思想意识；（2）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培育非政府组织；（3）设计政府退出直接经营经济事务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4）接受外部监督，适时推动民主化进程。

摘要：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可以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从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1)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2)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以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3)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