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未来进行考占学的探究并非易事。这一号召首先要求研究者转换立场，并对时间概念作出全新的思考。最早的有关人类未来的理论探讨可以追述到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而人类对乌托邦，亦即对“不可能实现却可能非常美好”的未来社会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在现代发展成“未来学”这样的显学。对未来社会的探讨从文学研究迅速发展为带有社会学，以及其后更加“实证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学科特征的研究理路。近年来未来考古学又因为其曾经作为艺术创作与展示的主题而变成艺术研究的关注点。

摘要：《晋察冀画报》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是共产主义群众话语指导文艺创作的产物。都市画报作为都市文化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在遭遇共产主义的群众话语之后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以"走向群众"的方针为指导,主办者将《晋察冀画报》定位于"为群众鼓动工作服务",然而受制于历史情境,导致其传播效果有限,内容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都市画报的传统。尽管如此,《晋察冀画报》所做的开创性尝试仍然为中国共产主义画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画报史的第一页。

摘要：研究以一种典型的科学传播实践--《科学画报》的出版历程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传播历程,聚焦科学传播实践与民众的关系,并以其历史演进的脉络,将科学传播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丰富的科学传播实践传统相连接,探讨中国语境下科学传播的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第一,脱胎于西方学术界的科学传播概念与中国的科学传播实践存在理论的鸿沟。中国科学传播的核心,是科学教育大众。第二,中国的科学传播实践蕴含了独特的"以科学救亡图存"的历史价值,因此当下科学传播的学术争鸣不可忽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面向。第三,1949至1978年间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科学传播实践所具有的先进性与价值仍待公允地重新评估。第四,中西方的科学传播实践共同说明,科学传播的核心价值是人的主体性。因此,未来的科学传播实践应该弃用市场逻辑,回归以"科普"为导向的公共传播。

摘要：1930至194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段发生了一次美国新闻界对中国形象塑造的巨大转变。通过对斯诺、史沫特莱等新闻人创作的新闻文本进行详细梳理,探讨这些新闻文本塑造的中国新形象与此前的中国旧形象之间的他者身份形象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在彼时重塑主体性的思潮在新闻领域的实践。透过这一转变,结合对当时美国社会历史情境的分析,发现了一个美国新闻史当中的"中国时刻",以及这种新形象在整个西方有关中国的形象的谱系中如何延续,以及这种新形象如何在进入美国话语后参与建构了美国的自我反思。

摘要：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一个影像的世界在1930年代的中国逐渐形成。中共顺应影像媒介的发展趋势,服从于抗日战争民众动员的需要,创办了《晋察冀画报》。这份画报既在内容上反映了彼时的时代主题,也通过媒介特性和发行方式完成了时代精神与大众需求的结合。《晋察冀画报》体现了时代精神,完成了历史使命,也成为文艺大众化以及文艺创作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典范。

摘要：受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治逻辑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的双重影响,工人形象开始大量进入新中国的媒介表征场域。作为一份国家级新闻刊物,《人民画报》持续进行着对工人阶级的表征实践,并形成了丰富的文本形象。因此,本文运用身体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解读《人民画报》对工人阶级的相关报道,发现工人阶级尽管在画报中呈现出复杂的具体样态,但始终没有脱离"生产性主人"这一母题。在《人民画报》中,"生产性主人"的形象,既是政治定义,也是自我想象:通过对新中国工人"生产性"特质的描绘与隐喻,既完成了在文本层面落实国家对工人政治定义的任务,也帮助作为读者的工人建构了更加具体的自我形象的想象。

摘要：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语境中,"启蒙"的本土内涵包括"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两方面内容。在这两个范畴的共同定义下,"中国人民"是一个相当具有症候色彩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启蒙的核心概念,也是《人民画报》在社会主义启蒙中向读者普及的关键身份概念。本文从刊物本身国有性和视觉性两种属性出发,发现《人民画报》通过独特的视觉表征实践与阅读实践,使具象化的国家权力作为抽象的"中国人民"的替代象征,帮助读者在想象中建构起来自身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使读者认同、接受和内化"中国人民"这一身份,由此成为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启蒙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摘要：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一个影像的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逐渐形成。影像化的通俗文艺也逐渐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艺大众化'的号召下,左翼电影运动将影像带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视野之中。然而局限于历史情境和党对新影像技术与艺术的认知,影像对于宣传的优势并未被真正认识到,这导致延安电影团的影像实践流产。此状况直到沙飞带着相对成熟的'摄影武器论'来到晋察冀边区,并通过摄影展向中共领导人展示了摄影的极大优势,才获得改善。沙飞其后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开启了中共宣传系统以影像为中心的传播实践。从此,影像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最重要的媒介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