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时体现为实体法上胜诉要件和程序法上诉讼要件的事实主张,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性。在我国普通民事审判和知识产权审判实务中,法院常常以初步证据作为管辖权异议阶段的审理标准。这一标准不同于实体审理中要求的初步证据,也因为其标准的模糊性而存在缺陷。与此不同,德国法上适用双重相关事实理论,通过将相关必然也成为实体胜诉要件的诉讼要件事实"假定为真",简化对此类事实的程序性判断,在其他法域中也存在类似思路。基于对被告利益的保护、对诉讼要件审查原理的重视和对不同方案下程序效果的比较,我国有必要由初步证据标准转向假定为真方案。结合比较法经验与我国法传统,我国应当完善假定为真方案下的制度设计与程序配套。

摘要：商事审判对应民事司法中最为正式的诉讼程序并体现司法分工的深化,我国有必要设计专门的商事司法组织规则。从我国实践和比较经验出发,应适当加强商事审判机构的独立程度及人员的专业构成。考虑到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既有的司法环境,在商事审判组织专业化的模式选择上,不应采设立专门的商事法院或法庭的模式,而应在现有专门合议庭和商人陪审员的制度基础上予以推进,以适应不同法院的职能特点。

摘要：社会调查报告是少年司法的创新,但在普通司法改革中却一直难以推广。成年人司法在背景上不同于少年司法,即没有普遍的有罪答辩形成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基于被告人未成年人身份彰显的轻缓量刑偏好。调查报告的实践表明,报告制作主体不明确、不统一,各种制度设计也都存在不足之处;报告内容缺乏灵活性且对恶意报告的监督不完备;缺乏说理和论证的报告结论无法取信于法官;报告作用是否只限于量刑问题也有意见分歧。为了在普通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调查报告,其正当性根据应是其促使量刑信息充分、量刑结果科学、刑罚执行合理和法官裁量控制的功能,而且应当明确以辩护为核心的报告宗旨,完善报告的具体制作并且建构独立的量刑程序。

摘要：商事审判对应民事司法中最为正式的诉讼程序并体现司法分工的深化,我国有必要设计专门的商事程序规则。考虑到以英德为代表的国际趋势,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的程序自我责任的结合、程序繁简安排中的比例原则以及替代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都是我国建构商事审判程序时应予考虑的维度。具体而言,我国应当进一步强化诉答程序的对抗性和准备程序的功能特点,把握裁判与调解间的平衡。商事正式中不宜强调非对抗性因素,应当以当事人个案中的选择为前提。

摘要：在两大法系的证明理论中,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均得到明确区分。从大陆法系法理来看,区分两者时应注意到同一事实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属性。本身含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实体法中常常出现,法官不宜将其直接作为案件证明中的要件事实,而应当将案件中具体出现的、符合该抽象概念的事实类型作为要件事实。应当区分实体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的、抽象的要件事实概念与争议案件事实中出现的、对应法律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通说中广泛承认的直接证明模式应当继续存在。在间接证明中,可以基于对审理技术和裁判技术的认识并考虑根据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攻防的可能性,区分以下三类证明方式,即较高盖然性经验法则的经验法则常规适用,经验法则虽然盖然性达不到前述较高的程度、但是能够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经验法则弱化适用,以及通过完善证据链条达到证明效果的、一般的间接证明。间接证明对应专门的制度设计,可能体现为证据链与证据环的不同形式。

摘要：本文作者作为当年设计德国审级制度修改的主要立法专家,在其撰写的学界建议意见发表20年后,以本文重新审视了当年司法改革制度的后续进展、实效与不足。一审的诉讼效率虽然从数字上看确有提升,但是其实现主要源自对以正式开庭为代表的程序保障程度的减损,一审程序的功能和其中的法官职权行使并没有如预期般增强。从功能上将二审程序向事后审转变的目标得到基本实现,但是二审程序受一审事实认定约束的原则仍有较多例外,比如二审法院何时有权自行认定事实和攻击防御方法例外的不失权的问题值得关注。司法改革最初规定的、通过不可上诉的裁定随时可以书面驳回上诉的做法遭到普遍质疑,虽然立法者在十年后已做出补救,但修正的实际效果仍十分有限,可以考虑彻底废除本条规定。如今普遍适用各类案件的许可上告制在改革后使最高普通法院面临案件激增的压力,更宜通过提高最低不服标的额或减少合议庭人数来缓解。三审程序也应当承担个案救济的功能,应当直接将出现个案错误规定为上告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