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解析人民城市理念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从空间极化、空间同化和空间剥夺3个方面梳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民城市理念的缺失与当前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的现实挑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提出基于产权规则设置、市场化机制设计和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等的响应人民城市理念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与实践路径,以为人民城市的规划、建设和治理提供逻辑与路径参考,助力城乡融合、区域协同目标的实现。

摘要：共同富裕是新世纪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探究我国品质导向的空间重构中的空间公平,以助力社会公平发展。在我国沿海快速城市化地区,自治村庄的非农经济发展造成了破碎、低效的土地开发。通过规划干预,实现集约紧凑的城乡空间格局已成共识。然而,从破碎到集中的空间重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土地权益重置的公正性。本文揭示:市场驱动的村庄自主土地开发造成了市场与公平的偏离,展现为村庄之间土地发展权益配置的差别。国土空间紧凑发展的规划蓝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差别,形成了规划与公平的偏离。市场与规划的双重偏离制约着品质化的空间重构,须配以公平的土地权益调节机制:空间重构的治理需从自治村庄上升到区县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应在区域尺度建立公平的初始土地发展权配置与调节制度,使村民变居民前享有均等的发展权益。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国土空间规划承载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使命,是保障社会公正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在厘清规划领域的公正概念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兼顾效率与公平内涵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在国土空间资源初始分配、分配过程和结果分配三个阶段我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应对的公正偏离议题;从城镇化转型、市场化转轨和城乡移民三个方面梳理了当前城乡与区域空间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根源;从空间治理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在明确土地增值归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交易机制、规划再分配和协调作用三个方面构建了促进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的规划实施路径,以期为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下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提供逻辑和路径参考,助力国家城乡融合、区域协同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摘要：1“非城非乡”的现象“非城非乡”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不同国情下有不同的表述。在中国被称之为“城乡结合部”,是一个较为负面的词语,意味着此处的土地利用效率低、环境脏乱,既不是城、也不是乡。印度尼西亚称其为“村城”(desakota)1,其空间面貌与中国的城乡结合部非常相似,城与乡高度混合。在美国则体现为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同时,美国学者在研究城市化过程中也创造了“peri-urbanization”一词来描述城市边缘区的非农建设用地发展。

摘要：2022年4月上海进入所谓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分类管制后,居民日常生活的自治管理,一夜之间变由居民委员会全方位负责.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将近400万,而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人员仅30万.疫情管控期间,400万服务人员的工作量被压在30万政府管理人员肩上,难度可想而知.居委会人员配备严重不足,也缺乏商业服务的专业训练和经验,仅仅组织安排核酸检测就已手忙脚乱,难免无法全面顾及民生,热线电话也经常占线.居住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

摘要：2015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是城市的灵魂和主人,是城市最根本、最重要、最能动的因子。“人民城市”的理念,回应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新征程中对城市形态的新需求,体现了新时代包容共生的城市文化新品质,也是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新目标。

摘要：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孕育出位于城郊街镇的产业集群,它们既是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造成所在地区的建成环境“半城半乡”、人居环境品质下降的关键成因,这类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品质提升通常有一定难度。以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地区为例,通过对政府、科研机构、企业、花商、社区居民等的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揭示出产业集群与周边社区之间“经济融合、社会隔离”的互动机制及成因,进而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规划干预使其“产业—社区”关系可持续发展,对于城郊地区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规划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摘要：张尚武新发展阶段,上海面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乡村发展问题成为函待破解的困境。一方面,上海面临提升全球城市能级、优化超大城市功能布局、全面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战略任务,但另一方面,上海一城独大的格局尚未打破,城乡空间二元化发展矛盾突出,城乡差距高于周边城市平均水平,乡村地区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空间潜力远未得到发挥。应当看到,上海乡村地区的“三农”问题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变化,如何认识未来的城乡关系、未来的乡村如何定位、未来的农民是谁、未来乡村的居住形态等等,都面临新时代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摘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存量改造的重点。既有研究和政策改革,对村庄集体如何影响改造的进程和结果,关注不够。本文通过深度的村庄调研,剖析村庄治理和内部产权结构是如何导致大量低效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进而成为存量活化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土地开发权在政府与集体间的模糊性、村庄小尺度的用地开发、福利型的村社体制,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使农村建设用地陷入了低效的扩张。既有的土地确权政策界定了村集体的土地权利,开启了土地活化之门,但仍未涉及福利型村社体制这一问题的根本。存量改造的突围在于提升土地开发的协调层次和推动福利型村社向股份制企业转变。

摘要：任何一个行业或学科都应有其核心竞争力,城市规划亦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城市规划者没能认识到,当城市化成熟之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增量发展已经结束”)城市问题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依旧“按照现代主义原则大尺度地改造城市旧区”,以至于“城市规划居然被非专业的社会活动家雅各布斯轻易颠覆”,继而又没能反思被颠覆的根本原因,片面强调“公共参与”,以至城市规划专业被边缘化,这是个教训。同理,“如果说城市化增量发展下的规划重点在于空间规划与设计,那么城市化存量发展下的规划更要关注空间形态背后的社会、经济、生态等因素”,即“人”的核心因素。正如金经昌教授所说:“城市规划是为人民服务的。”城市规划必须研究城市问题并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而不固步自封,与时俱进才有生命力,才有竞争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教授朱介鸣,有着深厚的中西方城市规划专业学习和研究背景,在他看来,“国情不同,城市规划面临的城市问题也不同,各国城市研究的重点也应该不同”。朱教授通过两个案例,分析了城市研究国际交流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认为“定型的教条主义使得学术思考能力和智力水平下降”,提示人们不应盲目迷信和崇拜西方城市规划理念。朱教授的文章在《城乡规划》微信公众平台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重新点燃了大家对城市规划核心竞争力的讨论热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徐磊青也发文进一步阐述了城规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发现空间与设施不匹配的能力;二是熟悉通过空间优化提质来改善该问题的路径;三是具备协调各资源系统的知识。他基于中国的规划实践,指出在当前智慧城市、包容性发展、气候响应、韧性社区、低碳城市等理念不断被提出的背景下,规划师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有很多。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的城市规划者有大量的规划实践机会,解决中国的城市规划问题应当立足于自己脚下的土地上。本刊发表朱教授和徐教授的文章,期待能帮助中国广大城市规划者提高责任心和自信心,同时也期待在中国肥沃的城市规划实践土壤上,长出城市规划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