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清洁能源技术迎来井喷期,关键金属需求及产业链碳排放将大幅攀升。【方法】为了深入厘清清洁能源转型下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的驱动机理、研究方法和减排路径,本文基于系统性关联视角,站在全产业链的高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合分析。【结果】研究发现:(1)清洁能源转型从需求侧拉动关键金属需求,从供给侧降低碳排放强度,供需双轮共同驱动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2)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核算和预测需集成多种方法模型,应根据不同的分析对象选择适配的研究方法;(3)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关键金属冶炼和回收环节的碳减排路径,尚未从全产业链的角度识别降碳路径。【结论】未来需基于“金属-能源-碳”多要素关联视角和集成性方法进一步验证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的内在机理并研判其未来态势,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因素”系统性地设计和识别关键金属全产业链碳减排路径,为达成碳中和目标提供现实依据和决策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衣、食、住、行”的要求也更高,特别是对住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期望。然而,就我国目前的住房状况而言,有相当一部分配套住宅是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建造的。由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的限制,造成了这批住宅建筑标准低、建筑物内部环境差。要改变这种状况,有几种途径:一是选择新的地址重新建造;二是将原有住宅推倒再建;三是对原有住宅进行改造。显然,在场地紧张、资金缺乏的情况下,第三条途径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本文介绍第一个在中南工业大学校区内实施的旧房改造方案。

摘要：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本文引入"环境技术"框架,结合方向距离函数和三层级生产前沿函数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解构,并将其置于全国、区域和省级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结构无效率、技术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是其共同成因;不同产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无效率成因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不同地区之间的生产情况则存在显著的技术差异。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全要素生产无效率成因,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提升、管理优化等方面入手对其产业空间布局进行优化。

摘要：污水污泥的合理处理处置是城镇污水处理厂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干化是污水污泥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的必要环节之一。以某干化厂工程为例,系统阐述了污泥干化厂的厂址选择、工艺设计、设备选型、工程建设以及运行调试等问题。

摘要：针对废旧金属回收体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以现金流量模型作为衡量主体收益的标准,在废旧金属回收体系激励合约设计中考虑博弈实验中证明的公平偏好因素,通过比较静态和算例分析证明了废旧金属回收中的公平偏好具有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对代理商的努力水平存在挤出效应;对激励合约设计中的资质分配水平和分享系数存在挤进效应。公平偏好改变了废旧金属回收体系中代理商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回收公司的最优资质分配水平以及最优分享系数,表明公平偏好可以作为废旧金属回收激励合约正式制度设计的补充。

摘要：对某大厦转换层部位2根钢筋混凝土大梁的裂缝状态、施工情况和材料性能等进行调查和检测,并分析裂缝产生的原因。分析结果表明,裂缝产生主要是由于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水分蒸发,体积缩小,所引起梁的约束力超过一定程度而产生开裂。通过对转换层结构计算复核和裂缝理论计算,提出了裂缝处理方法及避免类似情况出现的预防措施。此方法可为防止和处理类似建筑物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

摘要：结合工程实例,针对改良型氧化沟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转碟曝气机、潜水推进器等设备的改造和工艺运行参数的优化控制,有效提高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净化效果,改善了出水水质。

摘要：标准委托-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沿袭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经济人、偏好不变、预期效用等基本假定,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悖论。本文从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挑战出发,对标准委托一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中代理人完全理性和风险规避等基本假设所带来的缺陷进行了系统分析,探究了如何利用期望理论的价值函数替代期望效用函数、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来构建新的委托一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新模型和框架考虑了代理人的心理特征和非理性行为,将增强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对现实制度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摘要：边界管理者作为连接多团队系统(MTS)和多团队系统中各子团队的关键接口,其在MTS的有效运转和任务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心理契约理论和多团队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以MTS中具有双重身份的边界管理者为切入点,从理论上识别其双重身份下所缔结的心理契约类型,并分别考察边界管理者双重心理契约对MTS绩效的独立作用机制,构建边界管理者双重心理契约影响MTS绩效的理论模型,为MTS中边界管理者心理契约的合理设计和均衡管理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摘要：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