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杭、成都和香港等地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构建了各自的法治建设绩效评测体系和结构模型,有些地方还出台了"法治指数"。这种做法有利于推进地方法治工作,提高整体法治水平。但各地的法治指数模式各有特点,其在体系与结构上都有很大的差异,香港法治指数侧重于实质正义,而内地的法治量化考核则侧重于形式正义。地方法治建设绩效测评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民主性与开放性原则、系统性与整体性原则、可达性与操作性原则、普适性与特殊性原则、静态性与动态性原则。今后,地方法治测评体系可以设置五个一级目标项,即民主政治、法制完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公民普法,然后在五大目标项下细分若干子目标项,进而再设计若干具体测评的细化标准。

摘要：社会科学研究主客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科研管理机制建构必须进行系统性设计和运作,科研管理运行机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科研管理机制运行的最优化依赖于他的整体性、结构性、功能性和规范性特征的契合,使科研管理机制在系统建构中运行以体现出整体效应。

摘要：我国地方法治建设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体制回应型、先行先试型与自生自发型三种不同的模式,这些实践模式也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从全国地方法治建设的总体性和普遍性来看,还存在着一些带有倾向性和典型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导致的法治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而优化地方法治建设的可能路径是推进国家顶层制度设计、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活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强化公众评价关键环节等。

摘要：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贫困者,以什么样的法律理念来支撑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的大厦,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看,中国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不平衡性,无论是法律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制度层面,甚至是法律理念层面,都有一个进一步进行整体性建构的重要任务。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理念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权利保障,社会贫困群体及其个体需要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获得救助,因此,国家义务和社会义务在社会救助中的功能将被凸现出来。现代社会的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致贫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社会救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消极性和积极性的救助制度和机制,达到减少社会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冲突的目的。

摘要：法治文化不但应该从文化和法治的双重视角来分析,而且应该从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行为体系等层面来解读。可以说,它既是一个价值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制度规范体系,还是一个法治行为体系。法治文化街区则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外化和综合载体,是法治文化建设在实践操作层面的一个实证,包含着法治理念、文化载体、制度构建、城市设计和公众参与等要素,具有诠释和演绎法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和价值,同时又具有整合、服务与规范的多重功能。

摘要：法治文化不但应该从文化和法治的双重视角来分析，而且应该从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行为体系等层面来解读，可以说，它既是一个价值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制度规范体系，还是一个法治行为体系。而法治文化街区则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外化和综合体，是法治文化建设在实践操作层面的一个实证，包含法治理念、文化载体、制度构建、城市设计和公众参与等要素，具有诠释和演绎法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和价值，同时又具有着整合、服务与规范的多重功能。

摘要："法治中国"既是法治的中国,又是中国的法治,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法治方式都具有中国特色,因此,法治中国自然包括了地方法治及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实践。也就是说,地方法治建设只有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视野中才能获得证成,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地方法治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征和地方性元素,而且必然以多种多样的符合地方文化需要的方式运行,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法治发展模式。可以说,地方作为与中央相对应的概念,其治理的空间和范围十分宽泛。根据我国现有的地方法治建设实践,如果以地方法治建设的内在运行为逻辑,其实践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体制回应型、先行先试型与自生自发型三种。但从全国地方法治建设的总体性和普遍性来看,地方法治建设还存在着一些带有倾向性和典型性的问题。因此,完善地方法治可以强化国家顶层制度设计,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活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强化公众评价关键环节,从而实现我国地方治理的良法善治。

摘要：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与正当性来源于两个层面的构建维度：国家法治建设的统一性要求,以及地方知识的区域性影响。因此,法治中国的实现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层面在法治国家建设的统一原则和宪法法律框架下发挥能动作用和首创精神。笔者尝试着将全国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法治实践和探索归纳为以下五类地方法治建设创新模式,这些可以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地方样本。1.规划型地方法治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