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对法治国家公民诉讼权宪法化和国际化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了公民诉讼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人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诉讼和司法制度之设计与改革应对公民诉讼权予以关注。文章对诉讼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初步界定，并探讨了公民诉讼权宪法和司法保障的具体机制。

摘要：检察机关电子卷宗系统的应用改变了以往纸质办案与粗放型管理的模式,以智能化、集约化、精细化的优势为办案与内部管理注入了新活力。该系统上线五年有余,部分地区运行良好,充分显示了优势。但部分地区效果不佳,亟需原因分析以便进一步推进。经调研和剖析,我们的发现是:公安机关前端扫描不力导致后续应用不足;检察机关内网密级过高致使电子卷宗移送不便;"以需求为导向"未完全落实导致检察官体验较差;缺乏顶层设计使得系统重复建设且兼容性不强;而不当的业绩观及严密的科层管理也让其走向深度应用的动力不够。因此,建议在政法委牵头下对公检法电子卷宗系统及信息系统进行协调,强化公安机关的初始扫描,调整检察机关内网的密级,倡导检察机关对这些系统进行顶层设计,并对其内含的绩效管理维度进行人性化改革,以让电子卷宗系统等在社会治理模式更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摘要：2019年公安部颁行的《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总体承袭了2016年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规定》取证程序的原则及要求,并在效率提高、证据固定、权利保障及回应国际批评上有部分进步,但其仍有不少严重问题亟需解决。坚持原始存储介质一并提取为主会给侦查侵权创造便利,且缺乏针对性、前瞻性;对在线提取、远程勘验、网络技术侦查的整体设计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甚至与《宪法》第40条相冲突,三者逐步缩限式界定看似科学,实则会给前两者留下扩展空间,也会给侦查及司法人员规避《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控制留出余地;在线提取对象有所限制,但境外境内有别,缺乏惩戒;对远程勘验的授权多于限权;对电子数据调取的规制依然不力。我国的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亟需回到《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规制框架下,将在线提取、远程勘验、网络技术侦查均明确归类为强制性侦查行为,并在实体规则上明确启动的条件和证据要求,在程序规则上要求需有类似搜查、扣押、普通技术侦查的授权文书,并对电子数据调取进行严格限制,以维护公民、企业在网络时代的各项基本权利。

摘要：在场权的功能主要有遏制刑讯、保障口供自愿性、提高嫌疑人防御能力和律师辩护能力、防止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等。现阶段的在场权试验及将来确立的在场权,能起的作用可能只是防止翻供,这将与改革初衷背离。现阶段及将来长时间内,确立在场权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更多。制约在场权功能发挥的因素有:刑事程序和组织上的行政治罪式设计、社会控制和刑事政策要求、官本位、办案激励与办案压力及物质科技限制。下一步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应当置于条件建设和权力配置方面,而不是扩张在场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