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大会是孙中山基于直接民权、权能区分和五权宪法等理论,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影响下出于济欧美代议政治之穷与矫正选举制度之弊的考虑,在中央设计一个与外国议会不同的机构来代表国民全体,通过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政权产生与管理中央政府的政体设计。孙中山构想中的国民大会抽象无形与具体有形的双元特质,造成了直接民权与代议政治的鸿沟、政权机关与治权机关的内在张力、无法消除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应对危机所产生的弊端等痼疾,并成为日后宪草或宪法中"一个国大、各自表述"的原点和焦点。

摘要：国民大会是孙中山基于直接民权、权能区分和五权宪法等理论,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影响下出于济欧美代议政治之穷与矫正选举制度之弊的考虑,在中央设计一个与外国议会不同的机构来代表国民全体,通过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政权产生与管理中央政府的政体设计,它负责监督整个政府的同时高于一切,具有"抽象"、"无形化"和"具体"、"有形化"的双元特质。随着三民主义成为知识化与制度化的信仰,国民大会在宪法中的组织形式与职权经历了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漂移,最后定位于有形与无形之间。国民大会的运行中所表现的国大代表选举有名无实、制宪国大召开一党独行以及国大行宪而致宪法破弃,从反面警示我们必须加强代议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摘要：在立宪社会中,一元权力观获得了新的形式和载体,但其制导作用使宪法设计和运行仅仅是形式的耦合而不是观念的贯通。在《天坛宪草》曲折而终至夭折的历程中,一元权力观的制导作用表现为:驱使着决定宪草制订过程中的军事斗争,配置了国会权力优越过度的责任内阁制设置;孪生了法律的工具主义运用,内生了宪草胎死腹中的最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