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深圳TOD土地开发模式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深圳TOD开发的形态规则来源和对城市空间的真实影响问题。为此,本文阐释了支撑深圳常态化TOD开发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更新规则的形成过程与技术特征,分析了这一规则机制推导出的TOD形态,以及直接产生的TOD型高密度产业园区、保障房和人才住房聚落、轨道车辆段、超大型地下交通枢纽等新空间类型,初步指出深圳的TOD开发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卡尔索普式TOD或中国香港、东京等其他亚洲高密度大城市TOD实践的空间模式和都市主义。

摘要：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媒介社会结构,以媒介、社会学交叉学科视角,创新性提出区域协同下四种维度三大类别的媒介传播框架,以此探索在“一国两制”跨界联系下和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区域协同演进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粤港澳三地媒介互动的维度及深度不断增强,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仍较为薄弱。在区域对话中,由于缺乏能贯穿粤港澳三地日常生活、适应三地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区域性媒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底层监测及反馈机制,导致跨界空间联系项目中社会成本高企。以媒介及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探索区域空间协同实践中媒介传播状况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湾区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对话机制,来回应区域民生需求,提升区域协同效率,以及推动区域共识的达成。

摘要：产业的空间配置研究向来是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一个基本按规划建设的中心城区,深圳市福田区的产业空间特征更具特殊研究价值。文章基于深圳市福田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通过LBS定位技术,从微观尺度、全产业类型角度分析福田区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产业空间效率特征及产业空间功能混合度特征等产业空间特征,以期理解特大发达城市中心的产业空间特征,为将经济普查数据应用于微观精确尺度的城市产业空间特征分析提供新思路。

摘要：书籍设计是一门艺术,艺术不能无视时尚但又最忌盲目模仿与追风.所以,书籍设计者应该奔赴创造使命的前线,既不做时代审美风尚的落伍者,又能在流行风中持守住自我个性而特立独行.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快速经济发展导向的空间治理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塑造为多元、碎片化的空间景观,导致城市群内部出现地方管理单元的行政尺度与空间尺度不协调现象,干扰了空间测度及其可视化呈现,易产生对城市群空间发展状况的认知偏差。新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协同发展亟须消除这一尺度偏差问题,建立具有双重适应性的空间治理单元体系。本文从尺度重组理论出发,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空间治理过程和特征,归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治理单元建构的难点,进而借鉴欧盟标准地域统计单元等已有经验,尝试建立三级粤港澳大湾区标准空间治理单元体系,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状况的多尺度测度评估和多场景政策应用,以支撑城市群空间政策的科学制定与评估。本文是“尺度”概念应用于城市群空间治理过程特征分析与技术支持工具研发的一次研究尝试。

摘要：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摘要：如果说1980年代初，《十天》（1980）、《顾此失彼》（1981）、《春晖》（1982）等电影的出现，已经让人们发现“广西有电影”；那么，《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4）等探索影片的横空出世，更是使人们认识到广西电影人具有“首吃螃蟹”的非凡胆识和艺术探索精神。

摘要：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后,广州中心城区创意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已达到30多个。研究总结了广州中心城区创意产业园的空间组织特征,认为广州城市空间表现出了后现代城市空间特征,创意产业园区属于城市拼贴空间,其出现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分析了广州中心城区创意产业园区产生与空间组织的动力机制,提出了创意产业园区规划布局的建议。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诞生五十周年。《讲话》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坛的面貌,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半个世纪的革命文艺史证明,《讲话》“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讲话》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摘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台湾中国符号学学会、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符号学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9月12—13日在成都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著名学者和青年学人近百人济济一堂，就符号学不同理论层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广泛、深入的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