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从理论争鸣到司法实践的最终确立花了近20年的时间，但与改革之初的兴奋和憧憬相比，当前案例指导制度的施行效果并不理想。改革之初的期待与目前效果的反差表明我们在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机制的设计上有可改进之处：一是在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上应定位于说服性；二是我国指导性案例的创制和发布主体应当仅限于最高法院，但各高级人民法院、部分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也有权力发布参考性案例；三是指导性案例的创制应当在书面审查之外增加亲历性；四是案例指导制度的健康运行应加强与一系列配套制度的配合。

摘要：引言 近几年尤其是2012年以来，以重庆“方洪案”、“黄成城案”，湖南永州“唐慧案”等为代表的滥用劳动教养案件，经媒体曝光、互联网广泛讨论、社会公众强烈关注后，再次将我国已经存在施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聚焦到“法治”的拷问下；更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的“拷问”不是少数律师、法学研究者、人大代表的孤军奋战，而是全社会、全体民众甚至包括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网的群策群力。最终，在劳动教养改革成为公共舆论的主流意见后，党和国家决策层顺从民望、厉行法治，将公共意见上升为执政决策：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正式依法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后，如何建立有效的衔接制度，有效惩治和矫正违法犯罪行为亦成为法学界的热点问题。本文立足于合理定位、准确把握劳动教养性质，以求为教育矫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提供一种可行、现实思路。

摘要：国家追偿制度自创设以来,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的实施,国家追偿条款基本上衍变成“休眠条款”。对于国家追偿制度的困境,学界从立法角度、执法角度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从从行政管理中公务员惩戒制度视野来看,我国国家追偿制度存在背离公务员惩戒制度基本原则的问题.客观上影响了国家追偿制度的实施。立足于公务员惩戒制度角度,国家追偿制度必须立足于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国家追偿范围须以不损害公务人员的创造精神和责任心为限,国家追偿数额以保障公职人员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为限,国家追偿制度设计应当考虑责任人的现实能力,慎用经济责任。国家追偿制度是指国家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要求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制度。①1994年,我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国家赔偿法》第14条和第24条即设立了国家追偿制度,之后2010年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16条和第31条再次明确了国家追偿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赔偿义务机关向有关责任者追偿国家赔偿费用的情况非常有限。据有关权威人士披露,根据对26个省(市、区)各级财政部门的调查,2002年至2004年,向责任人追偿赔偿费用合计约217万,仅占财政核拨的赔偿费用总额的3%。例如,同期湖南省的追偿率为2. 64%,黑龙江省的追偿率为2.1%,北京市的追偿率为4%。部分地区追偿赔偿费用数额为零。②因此,理论界普遍认为:《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追偿条款基本上衍变成“休眠条款”,亟需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强化国家追偿制度的有效性。但正如法谚所云,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一项创设至今已经20多年的制度,几乎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虽几经召唤,但仍未能唤醒,那不能不让人反思这项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是立法问题还是执法问题,还是人们的观念问题。对此,法学理论界从多方面做了探讨③,但鲜有学界从行政管理中公务员惩戒制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本文对此做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