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摘要：自治是乡村治理的根基,有效自治是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实务界对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的理论逻辑、制度设计、实际运行和有效实现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对于新世纪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无论宣称"自治已死",还是呼吁"找回自治",实际都表明乡村基层群众自治陷入了某种僵局,也显示出相关研究进入了特定的瓶颈期。面向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通过分析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的总体状况、议题聚焦,进而揭示相关的论争与分歧,可以直观、全面地刻画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近二十年来的基本样态,为克服研究议题僵化和深化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

摘要：政策设计的实践源于设计科学领域方法的借鉴,是政策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政策设计的特性,西方学界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非设计”为中心的三种解释路径。工具主义与建构主义是政策设计研究的两种典型取向,前者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历经“旧”工具主义到“新”工具主义的转向;后者关注目标人群属性及其相应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负担的分配,重在重新审视拉斯韦尔的“政治关心”。作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和政治性分析,有关政策设计影响因素的研究呈现出了从宏观、微观转向中观层面予以考察的特点。在中国语境下,政策设计话语的构建应当积极塑造和形成中国场景的政策设计思维,着力构建基于知识与证据的政策设计风格,促进政策设计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对接,平衡政策设计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验目标与规范目标。

摘要：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最直接的交互性界面中,作为基层协商的组织者、促进者和实践者,基层干部的协商民主认知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指引性作用。从执行层面考察基层干部对基层协商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基层干部对基层协商的满意度评价在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随着基层协商层级的降低,基层干部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对协商民主的熟悉度、干群直接平等对话、基层实施条件、上级支持、顶层制度设计都显著正向影响基层协商的实施;顶层制度设计和上级支持对基层协商实施满意度的影响力度均比较大;基层实施条件对社区(村)一级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的影响力度最大。要实现基层协商的有效运转和运行绩效的最大化,亟须为基层协商创造有利条件,防止基层协商在贯彻落实中被异化、泛化和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