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體詩律形成的一個前提基礎,是五言詩單句的律化。但學界此前在研究五言近體詩聲律體系成立問題時,主要考察的是五言詩句、聯間'粘對'規則的建立,對單句律化問題關注不够。即便有所涉及,亦多從齊梁時期甚至到漢魏時期的五言詩中找尋出符合後世近體詩律的律句,然後看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情況。鑒於最近仍有學者在'執近體觀念以繩永明體',本文遂在吸收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現存南北朝隋唐五言詩進行全面聲律分析和資料統計,又結合此一歷史時期相關詩律理論資料,對五言詩律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大同句律的産生及其原因作了深入考察,還指出五言詩單句韻律結構與語法結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在五言詩單句發展過程中,音步類型的變化與各種句式本身的表現藝術特點也有較大的關係。

摘要：唐代诗格对日本早期歌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具体而微。奈良朝后期到平安朝中前期的歌学著作,不仅在文献形态和编撰体例上模仿了唐代诗格,而且在歌病的名目与定义、歌体的分类、风格的描述等方面,也都受到后者很大的启发。但是,日本歌学与唐代诗格的关系,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后来,日本歌学越来越疏离唐代诗格,乃至于到江户时代,出现了与之彻底区隔的局面。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自平安朝中期开始,无论是汉诗作者还是和歌作者,对汉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差异、汉诗与和歌的不同,认识越来越清楚;其次,日语与汉语不同的语言文字特征,也决定了和歌不可能完全套用汉诗的艺术体制、表现手法和声律规范,歌学最终必然会向体现日本语言艺术特质和规律的方向发展;最后,从镰仓到江户时期,"国学"派复古主义与日本文化优越论的兴起,是日本歌学彻底独立的助推剂。

摘要：“格诗”是唐人对古体诗的概称。由于年代隔阂且词义变异,不少学者或望文生义,或据后世用法,在唐代“格诗”研究中提出了省试诗“格样”、省试诗、“齐梁格”、律诗等误说,有些说法相沿至今而未能得到纠正。如果仔细分析唐人“格诗”一词之用例和所指作品之体格律,即可发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中“格律兼收”之“格”,乃指与“律诗”相对之体,即此集所有古体诗,含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和杂言诗,苏涣《变律诗》亦属“格诗”。白居易和元稹所云之“格诗”,亦涵盖所有非律诗,并不等同于“古调诗”,更非单指“齐梁格”诗。中唐人标举“格诗”、创作“格诗”,反映了对近体诗因声律精切而导致骨格不存这一创作流弊进行反拨的艺术用心。

摘要：唐高宗龙朔初载发生的“文场变体”是对贞观诗风的一次新变。这次诗风新变固然有诗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但是要解释龙朔诗风的某些艺术特征，要寻找出龙朔诗风新变的深层动因，却不能忽视对龙朔诗人群体文化心态的研究，而龙朔诗人群体文化心态的形成又与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动、思想文化的嬗变紧密相关。因此本文拟结合高宗嗣位后的社会政治情势，研究龙朔诗人群体的形成过程及其文化质素，

摘要：长久以来， 人们在论述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时， 多注意到南北文化冲突、融合对盛唐诗歌艺术精神之影响， 且认为盛唐诗歌正是兼采南北诗风之长融汇而成的。这些看法大致不差， 但似未见有人对此论题作进一步的探究， 故结论虽失之简略肤浅却沿用至今。为此， 本文拟从地域文化与诗歌艺术精神之关系入手， 对南北朝后期至盛唐各地域文化碰撞、交汇、融合的线索进行梳理， 试图较细致、深入地揭示地域文化之整合对初盛唐诗歌嬗变之影响，

摘要：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杜晓勤活跃在高宗朝中后期的四杰，是初唐诗坛崛起的第三代诗人群体。和贞观诗人、龙朔诗人相比，他们的文化心态和艺术精神呈现出新的特质。四杰不仅普遍具有“以道自任”、建功立业的进取意识，追求矫厉不群、高标独立的人格精神，还在作品中提倡表...

摘要：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摘要：在初唐诸诗人中，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政治理想，以纵横家的出奇制胜为济世方式，以道家、道教的饵食养生为人生归宿，陈子昂身上闪烁着初唐其他诗人少有的忠、义、豪、侠的人格精神。在诗歌创作风貌上，陈子昂的近体诗豪迈俊逸、悲壮慷慨的艺术风格，古体诗尤其是《感遇诗》“幽观大运”、“考察天人”的创作主题，也是初唐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所没有过的。而陈子昂人格精神、诗歌创作上的这些特点又使得他对齐梁诗风的革新，取得了远比前人大得多的成就。那么，陈子昂为何会形成如此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风貌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则试图从家学渊源的角度对之作些探讨。

摘要：学界在研究盛唐风骨形成过程时,大多直接溯源到建安诗人,未曾注意到由北齐入周隋的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诗人的创作传统,是初唐诗歌革新派刚健诗风的近源这一中古诗歌史重要环节,诸多研究成果,也都局限于隋代诗坛论述他们的诗歌特色和成就。本文认为,出身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以卢思道、薛道衡等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不仅自觉踵武建安诗人,发抒朝代更迭过程中个人前途的忧虑和志不获骋的悲怨,使他们的作品成为继建安诗歌之后罕见的慷慨多气、风骨凛然之作,而且还对初唐一些革新派诗人的创作活动和革新理论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的诗作是初盛唐诗人远绍建安诗歌、恢复汉魏风骨的重要津梁,在南北朝向唐代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摘要：王绩是唐初诗坛别具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既与以学南为时尚的虞世南、许敬宗等宫廷诗人异趣,又与魏徵、王珪等贞观史臣有别。他的诗境界高古,风骨凛然,对初唐四杰陈子昂、张九龄等初盛唐诗人的诗文革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绩诗歌艺术的近源是卢思道、薛道衡等由齐入周、再由周入隋的山东诗人,其文化精神的近源则是当时隶属于山东文化体系中的河汾文化。只有认识到王绩诗歌艺术的这一近源,才能解释王绩诗歌相对于南北朝诗歌传统所呈现出来的新变特征的艺术机制与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