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摘要：集体建设用地再开发是盘活存量,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伴随着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路径依赖式的变迁:自上而下的土地确权正式化集体建设用地的存在,赋予村集体权利,但在土地初次开发中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制约着改造。文章探讨制度变迁下,地方政府如何与村集体互动,化解上述制度制约,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造的。研究发现,集体建设用地正式化开启了改造市场,但仍受空间破碎、集体土地经营内卷化、开发权模糊的约束。地方政府发挥了企业化的非正式角色,与村集体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协商型合作关系。合作在于政府从供、需两侧化解前述制约,充当村集体与市场主体间的“交易中介”,降低交易成本,助力改造。竞争表现为村集体为攫取地租把持政府,损害社会公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角色应予以制度化,以规避其在维护社会公益上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