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的道德实践离不开与“物”打交道的场景,“物”不仅为道德实践提供基础环境,也以自身行动逻辑影响人的道德行为。基于实践的关系本体论视角、着眼于人与信息技术交互中呈现的道德行为,是“传播物质性研究”的重要面向,也是将传播物质性研究引入人的内在精神领域之体现。“算法强效果导向”“算法隐蔽”和“算法掌控”三种典范模式,用以解释人与信息技术交互中的道德行为,以及信息技术如何发挥物质性功能。为了进一步突出物的本体特征,论文采用意向性概念梳理算法意向性及对应能动性。研究发现,算法物质性作用发挥呈现出递进趋势:以物质维持作为提供行动网络的能量基础,进而实现媒介的中介作用、强化自身意向性。

摘要：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作为一种媒介装置,深刻嵌入残障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塑了人-技共在的技术系统,为视障者的数字化生存创造新的可能性。基于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尝试深描视障者在与手机应用程序交互时的独特体验,揭示视障用户在智能广告、验证码、界面交互等方面面临的障碍,并对此进行伦理学路径的分析和阐释,探寻其背后的技术偏向、进步冲突、排斥内化等结构性障碍。同时,本研究借鉴道德物化的观念,主张通过建设制度理性下负责任的技术系统、加强技术公民意识培育、塑造残障主体的数字身份、定制无障碍专用版本四种路径,将道德嵌入技术设计之中,以改进当下的无障碍技术,不断提升视障者的技术福祉。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广告中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风险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从技术伦理学视角来看,目前智能广告中主要存在两类伦理风险:一是基于多端数据挖掘产生的消费者隐私侵犯、信息价值侵害和创意知识产权侵犯,二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产生的广告运作壁垒、消费者阶层分化和消费异化。智能广告中技术伦理风险的治理应先从观念化价值、经验化价值以及技术化价值三个方面建立治理原则,再从智能广告的设计、测试、应用、复盘四个环节制定治理策略,即伦理嵌入、伦理评估、伦理调适和伦理确认,以期规避和约束智能广告中的技术伦理风险。

摘要：可供性是行为的个体与环境的协调性。“可供性浮现”是可供性的一种重要属性,是整体关系中选择和适应动力机制的过程。以算法推荐为核心技术的、面向消费者用户的个性化广告,在与用户交往关系中所呈现的“过程情境”,为本文“可供性浮现”的研究提供了独特场景。获得用户对于可供性浮现的“积极解释”,也是对“智能营销传播技术提高效率”与“用户为何主动切断与技术的联系”这一实践难题的回应。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建构研究模型以解释用户—个性化广告环境中的“可供性”释义过程,即个性化广告的“可供性浮现”。研究发现,技术效用的“释义”过程受到努力期望、主观规范和持有共同价值观的影响;用户是可供性浮现过程中的最主要行动者;可供性浮现是一种情感参与的过程体验;集体利用可供性的实践影响了个体认知的形成。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广告业也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广告额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亚洲龙头老大,这是值得华人骄傲的盛事.与此同时,香港、台湾的广告也进入较为规范与成熟的发展阶段.借鉴香港、台湾在广告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对于提高内地广告的创意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两岸三地在广告语创作方面的差异点和融合趋势.

摘要：当前网络广告的传播由于技术异化而导致了人性的失衡与残缺。这表现在在传播观念上仍然没有脱离强迫式传播的窠臼,在技术操控上开始危及消费者的隐私,在传播内容上助长了物欲的膨胀,淡化了广告的文化意蕴和文化责任,在传播符号上出现了虚拟的幻象与价值的涵化。为此,我们必须对网络广告进行人性化的重塑,建构网络广告的人文精神。

摘要：高校广告学专业必须结合中国广告业的发展需要,确立新的培养目标;建构以创新力为核心的能力系统,并为此改进现有的教学体系,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完善知识体系,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提高专业竞争力;同时还要建立与优秀广告人才相适应的情商教育机制。

摘要：近年来广告创意引发的争议问题日益增多,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能更为深入地解析争议产生的原因。鉴于现有争议的现象性解读倾向,从话语分析角度集中整合,有着理论研究的深刻性和独特性。

摘要：在国货品牌的“国潮营销传播”为企业带来新的策略思维时,我们不能忽视其所存在的问题,即对异质文化符号的盲目嫁接与追随、对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杂糅与滥用、对目标受众选择的局限与狭隘。本文就具体问题的分析之后,归纳出未来国货品牌在“国潮”营销传播时可规避问题的路径:一是深耕国货品牌的文化价值;二是深挖符号价值的内在意义;三是深研多圈层人群的需求节点。

摘要：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港台电视广告中后现代叙事话语业已形成。它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反讽与戏仿的特征,在叙事结构上出现了零散化与拼贴化的倾向,而话语的深层意义被削平,宏大意义被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