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六朝和晚期罗马是东西方文明史上两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变迁与整合的关键时期。两者都处于政权不稳定的过渡期,但崛起中的佛教与基督教则是其中的亮点。魏晋时期的南北文化与外来佛教的融合,和晚期罗马时期蛮族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交融,都显示出一个政权瓦解时文化转型的复杂性。魏晋玄学与佛教的对话,和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的互动,都表明了新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如何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共鸣与整合。它们不仅仅是信仰体系,还推动了哲学、艺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摘要：宋代风俗画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物塑造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同质性,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风俗画的赞助人多是新兴中产阶层,这一群体成为社会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风俗画则是中产阶层赞助人影响下,其群体意识形态的物质显现。在画家群体将目光投入到中产及平民阶层时,绘画题材上也呈现出一种民俗与日常的倾向。这一时代、赞助人、画家合力的绘画题材成为这个时代极富活力的缩影。

摘要：即兴绘画创作在面对的媒介载体发生变化时,表达与传播会产生极大反差。当代绘画创作往往使用综合材料,来不断探索新的视觉表达。本文研究个案吴俊勇使用人体皮肤作为绘画媒介,根据被文身者的口述即兴创作,在绘画创作关系的生成上,挑战着绘画的边界。其作品以图像和被文身者的皮肤作为呈现方式,前者只是记录材料,而后者除非主动清洗掉这一文身绘画或直至被文身者死亡后自然消亡,这一过程涉及的创作者、承受者、工具、媒介、视觉生成构成了一种新型绘画创作关系。本文即以此作为个案探讨当代绘画创作关系的生成与转译。

摘要：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期,经历频繁的政权更迭与社会动荡,也因此激发了思想与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政治上,掌握社会的主导权的士族阶层,也推动了文学、艺术及哲学的繁荣。此时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汉代的统治地位,玄学、道家及佛教等思想在这一时期兴盛,为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哲学和精神资源。“社会理性陷入矛盾和混乱状态,个体思考活跃起来,西晋思想走向多元化、个体化,激发了许多新的问题,也预示着魏晋玄学理论锋芒的开始钝化。”

摘要：明中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使文人与画家的身份进一步交融,也使传统文人的身份发生转变,一部分职业文人的出路由入仕转为入世。在自发意识的觉醒与文人画家身份的结合下,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的身份进一步模糊。职业化一方面标志着中国绘画的再次转型,深化了文人审美趣味与非文人阶层的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文人画传统;另一方面标志着艺术市场的进一步成熟。沈周作为转折型代表人物,对职业化文人画家身份的接受呈现出他较为复杂的重叠身份。社会变革带来的阶层、身份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沈周身上,无疑有着更加深刻的含义,有待进一步挖掘。

摘要：“溪(谿)山”一词在传统文学中被广泛使用。晚唐两宋时期,传统绘画中引入“溪(谿)山”这一诗化的美学意象来为山水画作命名,或者为一些无可考证的佚名画作命名。本文从对夏珪的《溪山清远图》的关注开始,对两宋乃至元明山水画中的“溪山”题字进行分析,并分别从“溪山”“清远”两个主题词入手,解读“溪山”与“清远”的意象关系表达。“溪”和“谿”二字虽然在后世并用,但是在画作中对应的图示有所差异。“溪山”一词在晚唐五代诗人杜牧、杜荀鹤、齐己3人诗作中集中出现,他们是出仕、半官半隐、出世三类文人的代表,在不同境遇中对“溪山”意象进行了文学扩展,进一步丰富了溪山的意象内涵。

摘要：六朝时代(公元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文化融合的时期,其中佛教的传人和发展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自东汉时期传人中国,但在六朝时期尤其在南北朝(公元420-589年),佛教文化迅速发展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究其原因,六朝时期北方战乱而南方相对稳定,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多样的社会背景。在南朝,统治者相对开明,佛教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六朝首都南京是六朝佛教美术中心(策源地、信息源),影响并且指引南朝北朝、河西走廊,甚至朝鲜、日本。

摘要：“风俗”的由来,《列子》一书中讲得很清楚——“上以为政,下以为俗”(《列子·汤问》)。《汉书》亦有记载:“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风者,国风也,由上流社会引领俗者,民俗也,在百姓当中扩散开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