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状文体的产生与发展,应与请谥制度紧密相连。春秋时君王直接赐谥,不需要提供逝者事迹。汉代的先奏谥再赐谥,是一次大的变化。奏谥需要专门的机构,奏谥机构的设立为提供逝者事迹这一环节创造了契机。提供逝者事迹的主体前期是王、侯的属官,曹魏后为中正官。东晋以后,中正的权力被尚书侵夺,失去了提供行状的便利,提供行状的主体由官方变成了丧家。此为第二次重大变化。丧家提供逝者事迹对行状文体的成熟意义重大。官方提供的文本多是一些原始档案或有关材料的罗列,丧家撰述则促成行状文体的最终完善成熟。

摘要：南北朝时期,司徒和尚书共同负责对私撰行状的审覆,根据对公撰行状审覆的惯例,司徒是此时审覆的主要承担者。随着“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时代的到来,行状的审覆权改由吏部考功来行使。纵观各代对行状的审覆,总体趋势是愈来愈严,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审覆后的行状是拟谥、议谥、覆议的重要依据,有时可能会被强调到绝对的程度,但谥号的拟定却不会完全采用行状的记录,还要参考未记入行状的状主事迹。正常情况下,古人一直在朝着“定谥准行,必当其迹”的方向努力。行状所书内容要受到相关机构和个人的监督和影响。

摘要：“宦官”是封建社会官僚体系中的特殊成员,其墓志中政绩、吏能等部分的撰文方式与普通官员墓志大致相同。但宦官刑余之人、天子近臣之身份特点,使其墓志中的德行书写得到强化,这主要通过美化宦官侍奉君主与皇室成员时表现出的忠、慎、勤、恭等品质和强调后者对前者的诸般倚重与恩宠来体现。这种地位落差极大又异常美好和谐的主仆关系也成为志文展开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种撰文特点明前便已显露,在明代大量宦官墓志中则更为突出和普遍。明代宦官墓志“天子家奴”形象构建背后也隐含着明代特殊的时代因素。

摘要：新课改以来,众多一线语文教师及研究者都在致力于语文课堂效率的提升,但在教学中因课时受限,教师易出现局限于单个文本等问题。本文力图从文本互涉理论出发,通过前期准备、课程诱导、巩固提高等方式,将文本互涉理论与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在文本指涉与意义建构中快速把握文本内容和重点,做到举一反三。

摘要：对李白诗《静夜思》中“床”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睡床、坐具、井栏。“床前明月光”之“床”的意象体系阐释为:从《静夜思》一诗主题出发,对月、霜、床三个意象的分析,从意象体系的角度,认为将“床”释为“井栏”更合诗意。

摘要：平定西北叛乱,是清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事件。事后,乾隆皇帝撰写了七通纪念胜利的碑文,然而受制于多种因素,在边疆勒铭的实际时间推延甚久,不能以碑文落款日期为准的。碑文中叙述的一些事件也与落款时间相抵牾。刊铭刻石时间的延迟,突破了汉唐西域纪功碑"即时性""现场性"的书写特征。作者身份的变化,使得西域纪功碑的制作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手段,确立了新疆旧土新归的基本事实,以及对新疆政治管理的合法性。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内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开设的必修课程。该课程教学内容广而深，始终是所有中文专业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科目。当下各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授课时数出现压缩减少的形势，教学任务显得愈来愈重。笔者依照多年课堂教学经验，同时调查了目前师生对该课程设置的意见，深刻反思当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不足，进而提出一己之见，以公同好，希望能促进该课程改革的良性发展。

摘要：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要：当前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所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主要有四个版本:朱东润主编、袁行霈主编、袁世硕主编、郁贤皓主编.四个版本的作品选,各有千秋.文章从选篇、注释、附评等部分对四种作品选进行比较,以期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进行取舍互补.

摘要：行状为碑志写作提供素材,乃学界之共识,但行状如何进入碑志,或曰碑志怎样从行状撷取材料,更深入的论述还不多见。行状进入碑志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吸收是最主要的方式,可分为整体吸收与部分吸收,部分吸收又可细分为缩略、扩展、倒序等类型。此外,还有接续、补充、舍弃、代替等方式。行状在进入碑志时,政治变动,当事人的存在,撰者的身份、价值观念、行文风格、与墓主及其亲属的私人交情,文体内在的规定性,行文自身的逻辑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互文关系,对于文体生成、历史人物形象建构、史料的流传与利用、异文校勘等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