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70年来,新中国养老保险法治建设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革。70载改革主要历经3个阶段,从完善劳动保险过渡到改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再到推进全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均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总体来看,新中国养老保险法治建设70年的治理逻辑遵循了弱身份与强契约的有机平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通过构筑"统分结合"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践行养老保险全民参保计划和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不是"天生"的,而是源于养老保险改革"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和对"效率-公平"均衡价值理念的坚守。

摘要：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将其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并强制建立了职业年金制度。然而,本次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以及改革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均处于模糊状态。作为利益衡量工具的比例原则,天生与改革的效果评估关联,可为本次改革的"所得"与"所失"提供一种衡量方法,以防改革背离社会保险的根本理念,危及改革的确定性和安定性。本次改革进行效果评估时,难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审查,表现为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的立法缺位、缺乏补偿转制成本的方案设计和年金制度利益衡量机制的缺失。为通过比例原则评估,需要在观念和制度上进行调适。适当性方面,构建改革目的的整体化思路;必要性方面,确立财政补助的标准与程序事项;均衡性方面,重视年金制度利益均衡的实现路径。

摘要：灵活用工朝着“平台化”方向发展,以平台是否直接面向用户形成了直接用工和间接用工的模式。由于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新就业形态,加之灵活用工“平台化”可有效降低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该用工形式得到快速发展。但当实体企业均转向平台灵活用工时,此种现象就值得警惕了,如若“平台化”被推到极致将衍生出灵活用工的“泛平台化”隐忧。由于灵活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保”进行了捆绑,他们无法加入社会保险,其社会保险权益受损。实现灵活用工“泛平台化”突围,应将灵活从业者的社保待遇与劳动关系进行剥离,在间接用工模式下塑造灵活从业者的“类雇员”角色,进而建立起平台灵活从业者“类社会保险”制度。塑造方法在于明确“类社会保险”将主要用于化解职业风险,塑造路径应解决参保方案、保险给付等规则设计问题。

摘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但公民养老权作为其理论基础鲜少被单独作为学术命题研究。理论上常将公民养老权与退休权、物质帮助权和社会保障权混同,导致其权利内涵极为泛化。公民养老权的历史脉络呈现出“阶级划分工具—社会福利—养老政策—养老权利”阶段变化趋势,体现从“福利”倡导到“权利”保障过程。我国宪法结构体系和规范意图中,存在一种涵涉部分公民养老权的设计。此种公民养老权设计在外观上呈现出“权利束”特征,涵涉多项具体权利;内容上则体现为对公民年老全过程中机会平等的保障。公民养老权不具有主观请求权性质,而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权利,可解释为一种国家任务。可见,公民养老权并不等同于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障权等底线权利,而是以基本生存保障为起点,呈现出“生存型—发展型—自我实现型”的层级逻辑,其实现限度限定在最低生活保障国家财政能力范围,强调家庭和个人履行核心养老义务,国家和社会履行补充养老义务。

摘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必然之举,为此需要在税收等制度层面予以回应。然而,当前“个税”课税单位以个人作为征纳对象,既降低了个人婚育意愿,又无助于子女养育、教育,还不利于家庭建设,有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为此,须引入家庭课税制方案,在解决个人婚育意愿,子女养育、教育和家庭建设等实际问题的同时,契合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诉求,亦能丰富“个税”生育激励的工具内涵。在“个税”课税单位具体改革径路上,可选择“个人+家庭”的整体方案,并以夫妻作为基本纳税单位,设计以“折半乘二制”为标尺的家庭课税税率基准,达成“个税”课税单位改革目的,真正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

摘要：财税政策工具以其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功能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已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证实。本世纪以来,财税政策工具屡屡成为政府影响养老产业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其功能优势获得各方认同。然而,现行的政策文本和地方实践表明,养老产业财税政策工具欠缺对养老产业特性的提炼、工具的养老产业差异缺失、工具的类型与潜能挖掘不足以及工具间的组合配置应用不佳等困境。要想摆脱困境,并发挥财税助力养老产业发展的作用,在于养老产业的财税政策工具应用的法治化,既要实现养老产业财税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使用,又要规范养老产业财税政策工具使用。如此,方能达成财税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美好愿景。

摘要：公共养老金投资需要构建负面清单制度,不管从政府简政放权还是发挥市场私主体意思自治,以及平衡基金投资风险和收益而言,"负面清单"相对于"正面清单"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为公共养老金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负面清单制度的构建亦是系统工程,需要解决某些关键问题,如构建和适用的主体、标准和内容,和当前立法如何衔接等。同时,还需配套制度跟进,特别是构建完善的公共养老金信托投资和监督机制。

摘要：社会保险费的征管虽由税务机关主导,但并不必然排除经办机构的介入和协助。借助功能适当原则、行政协助原理等法理,经办机构不仅具备介入社会保险费征管的必要性,也具有协助征管的正当性。鉴于此,以协同征管理念为指引,从立场构造、程序建构等向度建造系统的、完整的经办机构协助社保费征管机制。立场构造上,从法律上确认经办机构协助社保费征管的地位,制定经办机构协助社保费征管条款,构造协助征管的信息共享机制;程序建构上,从协助征管的请求、审查、争议处理、责任分担与费用负担等方面设计经办机构协助征管的程序机制。唯其如此,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能正向推进,社保费征管的效率与公平目标亦终将实现。

摘要：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中,信托方式长期被忽视。然而,信托投资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诉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制度层面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投资的制度优势表现在:独立私法人充当投资运营主体的专业和高效;有效避免政府社会投资;被保险人权利保护价值彰显。但也应注意到,我国信托模式进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时也面临制度障碍,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权属不明;信托机构职能异化,增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险;信托法的不完善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安全。针对这些问题,还应立法先行,通过设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的权属当事人、个人账户基金与统筹基金适用不同信托类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机构风险管控方案来应对。

摘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至关重要,与其他投资工具相比,信托工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体现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与信托在观念与制度层面的契合,并需实践佐证。但学界对此的理论研究尚显欠缺,需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能否以及如何在养老金投资的大环境中运行进行研究,以构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的理论框架。立法并未明确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在信托中的差异性,导致基金运行过程中欠缺实践路径,因此需要塑造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不同的信托模式及运营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