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编刊角度来看,弘治本《西厢记》是曲籍刊刻史上最有开创性的刊本之一。岳家书坊将目标人群定位于文士与商人,采用全新的营销策略。首先,仿照经书的编刊方式,有效增强剧作的适读性、丰富性与美观性,全面满足目标人群的需求;其次,加入为数众多的“参增”与注释,影响读者对曲籍的接受,大幅提升曲籍的附加值;最后,精心设计刊语式牌记,全方位、多角度地触动目标人群的消费心理。该籍的问世说明,在弘治年间,曲籍编刊变化显著。一批书坊有意识地发掘新的消费群体,促进曲籍质量与消费群体的分层,不仅突破了低成本、低质量、低书价的运作方式,也推动了市场与行业的良性互动。嘉靖以后,曲籍市场渐趋成熟,曲籍坊刻日益兴盛,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摘要：根据西安多家报纸刊登的演出广告,该著整理了民国时期易俗社的大量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发现以往研究的舛误和疏漏,还提供了新角度、新问题,从而拓宽探索的领域,推动研究的细化和深化,促使学界对易俗社形成更为全面、细致、深入和准确的认识。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易俗社摸索出了一些很独特、有价值的经验,创造了戏曲改革的另一种模式。

摘要：家族祭会是专门从事祭祀的组织。明清两代,浙江绍兴和宁波等地由家族祭会主持的演剧活动相当活跃,不仅促进了家族的文化建设,同时也有助于昆曲艺术的繁荣。从这一点来看,家族文化和昆曲艺术形成了互相影响、促进的关系。

摘要：明清两代 ,家班主要从事昆曲演出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不仅推动了昆曲发展 ,而且完善了我国传统戏曲的舞台艺术。明清家班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三点 :(一 )集中了当时文艺领域的优秀人才 ,主人多才多艺 ,教习身怀绝技 ,家伶素质良好。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艺术人才组成了一个职责清楚、目标一致的艺术团体 ;(二 )主人将戏曲当作乐生而不是谋生的手段 ,为家班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 ;(三 )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上的至高境界。这些经验对当前昆曲保护工作的借鉴意义是 :(一 )建设高素质、高效率的专业队伍 ;(二 )强化以艺术为上的观念 ;(三 )

摘要：明清江南家族性的昆曲活动非常兴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昆曲的存在方式、表演形态、美学风格和文化品格,也大大增强了它的文化功能和综合性;同时,作为家族文化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昆曲通过塑造性情人格,培养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对创造共同的文化颇有助益。很明显,家族文化和昆曲艺术对彼此的发展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摘要：张野塘是明代嘉万年间卓有造诣的北曲家,曾为昆腔水磨调的创制做出重要贡献。其子张八与张九、孙张聘夫既能传父祖之艺,又各有擅场,皆有名于当世。张氏祖孙在器乐和声乐两方面推动南北曲的融合,在曲学方面有《较正北西厢谱》传世,不仅对昆曲音乐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也推动了北曲在南方的传承和演变。

摘要：新编梨园戏《陈仲子》创造了形神双美的情境,既动人心魄,也发人深省。其创作经验可总结为三点:1.王仁杰先生写心写魂,赋予陈仲子这一形象极具张力的情与思,为二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创作团队坚持"返本开新"的创作理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平衡点;3.该剧充分运用舞台调度,音乐、表演、舞美,乃至谢幕诸环节,无一不精心设计,着重提升音乐和科步的表现力,改造舞台格局,发挥灯光、音效和色彩的作用,不遗余力地创设情境。舞台表演的视听效果明显增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摘要：在明清戏曲刊刻史上,《芝龛记》具有典型意义。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该作至少编刊了8次,共留下9个版本。从事者以中下级官僚和士绅为主,他们以丰富的人脉资源为依托,以共同的文化身份为纽带,组成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圈子,充分发挥了编刊在个体的心理建设、家族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摘要：明清两代，一批不满现实的文人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诗文的写怨传统，寓愤于曲，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写怨杂剧。这些作品突破“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传统文艺观念的束缚，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以奇特的想象、巧妙的构思、犀利的笔锋和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抒发感情，讽刺现实，在题材内容、情感抒发、自我色彩、美学风格等方面表现出了鲜明而丰富的个性。可以说，写怨杂剧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摘要：元代曲籍刊刻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直到至正年间才较为活跃。刻曲重镇以杭州居首,大都次之。从事刻曲的群体中,书商与下层文人为数最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曲籍刊刻的特征。由于读曲习惯尚未养成,阅读市场难以形成,曲籍的受众以艺人、戏迷、曲师和书会才人等下层百姓为主,书商往往选择低成本、低质量与低书价的经营策略,导致刊本大多粗制滥造,既不适合案头阅读,也缺乏收藏价值。只有曲籍阅读市场形成并不断拓展,文士阶层也重新崛起,坊刻与家刻才能齐头并进,迎来曲籍刊刻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