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鱼争头图从东汉章帝时期在画像石上出现以后,后代仍偶有所见;它在汉代画像石上或寓意祥瑞,或寓意富贵,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又与道教联系在一起,还有三世争余、子孙繁昌等的寓意。

摘要：“祠主受祭图”因其在汉代墓上祠堂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受到学人的高度关注,数十年来,关于它的图像意义的争论迄未间断。本文认为,只有从以下三点出发,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认识该图的意义:一是墓上祠堂的功能;二是以墓主为中心的图像布局;三是从尸到遗像的祭祀对象象征物的转移。

摘要：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对死亡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以解除文、道符、升仙图像等方式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丧葬礼俗的内容,给人们一种新的心理安慰方式,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东汉时期道教与丧葬礼俗关系的研究不容忽视。

摘要：汉代画像石上的榜题在全国发现较多,榜题内容涉及的面也较广,它能从一个侧向反映汉代人丧葬观念的变化;榜题内容表明在正史之外,还有关于历史人物故事的民间版本;同时,榜题可以为汉代画像石的分期断代提供标准。榜题中提到的职官既可与文献相对照,也可补史载之缺,更可订史载之误。

摘要：孝堂山石祠祠主可能是汉代曾经担任过诸侯王国的相或同等级别的二千石官员,但是,根据石祠内后人留下的题记可知,早期来到这里的人,都称它为"此堂"或"石堂",后来随着时光的推移,名称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孝堂""孝子堂",逐渐演变为"郭巨祠"。文章真实地呈现了一座东汉无名墓祠演变为"郭巨祠"的历程。一座东汉时期二千石官员的墓祠,当时就被人遗忘了,后来被人尊称为孝子堂,再后来把发生在温或隆虑的孝子郭巨的故事拉了过来,把祠堂附会成郭巨祠。自6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社会大众对此多深信不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孝子的影响力,更可以看到孝子故事的影响力。这个例证说明,人们讲述的历史,也就是口传或书写的历史,可能并非发生过的历史本身。人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借历史来证明当下做的事的合理性、合法性。

摘要：从图像内容与榜题的考释、史料价值的发掘、艺术功能的阐释、考古类型学的引入等四个方面,总结50年来汉画像石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摘要：目前汉墓中发现的屏风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生器"屏风,有漆木和玉两种质料,皆放在离尸体较近的地方,指涉死者过去的存在。其次是明器屏风,有漆木和石两种质料,其性质与所处位置有关。如果与象征座位的明器或生活用品在一起,多是指称死者神座之所在;与象征日常器具的明器在一起时,则可能只象征一般家具。第三种是墓室建筑装饰中的屏风图像,在壁画中通常有着强调墓主身份地位的作用,也用于烘托大的场景。

摘要：进入新世纪之后,山东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考古陆续有新的发现,其中临沂洗砚池晋墓的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济南城市考古又有新进展。学者们对过去发表的考古资料和新发现的资料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突出表现为佛教造像研究方兴未艾。

摘要：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连绵,经济发展迟缓。与此同时,思想文化却空前活跃,东晋南朝尤甚,玄学、佛学先后盛极一时,文学上志怪小说风靡当时,书法艺术上出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一批名家,绘画艺术上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历来为世人传颂。作为坟墓艺术的墓室建筑装饰亦显出与众不同的风彩。 自1957年首次在南京万寿村东晋永和四年(348年)墓中发现拼镶砖画以后,带有装饰的东晋南朝墓葬时有发现,就目前资料而言,其分布区域北起江苏扬州、河南邓县,南抵福建,东至浙江沿海,西迄四川、云南,而以南京和丹阳最为集中。随着资料的日益丰富,研究成果亦与日俱增,学者们各抒己见,大大推动了该课题研究走向深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

摘要：《文物》1996年第7期刊载的周保平《徐州的几座再葬汉画像石墓研究——兼谈汉画像石墓中的再葬现象》一文,将徐州发现的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题记中的“石室”和另一块画像石题记中的“室”解释为“‘室’与‘石室’都是指墓葬的附属建筑,非指地下的墓室,汉代的墓室一般称为冢”。“这两方带有铭文的汉画像石非但不是出自同一个墓室,很可能来自不同的石室祠堂或墓前石龛”。我们认为此解与史实不合。周文引《汉书·张禹传》:“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堂。”两汉文献中提到“祠堂”之处甚多,无需枚举。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汉人对祠堂一般直称“祠堂”。祠堂画像石题记中对其称呼有;“祠堂”、“庙祠”、“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