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闻言事”是中国封建时代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的监察制度,其兴起与演变的过程,历来说法不一。现代历史学者周一良依据《后汉书·蔡邕传》《续汉百官志》等资料,认定“风闻言事”源于东汉蔡邕向汉灵帝上《封事》提出的“三公谣言奏事”建议。但“谣言奏事”的用途在于考核官员殿最,与御史的监察职责关系不大。从梁武帝发布的《天监诏书》可知,梁武帝鼓励御史“风闻言事”,目的在于纠弹有罪。这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派出“绣衣直指”查处有罪官吏的做法,其重用酷吏严刑峻法,让他们充当揭发百官罪过的“耳目”,与“绣衣直指”被赋予专办案件特权的用意相辅相成。由于御史“风闻言事”即使罔顾事实也享有免责特权,这一制度设计漏洞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故实行以来一直争议不断。

摘要：扬雄的箴文创作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它不仅是作者自赋体文学之后的文学道路延续,而且也是其讽谏思想主题表达的一种文体创新。他赋予箴体文学丰富而深刻的讽谏功能,大大增强其艺术表达的方法技巧,使其作为一个成熟的文体,正式进入文学殿堂。故学习效仿者代不乏人,成为难以超越的箴文典范。

摘要：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载沉载浮,经历了许多一般人没有遭遇过的人生困苦与身心折磨,但他无论处境逆顺,都能够宠辱不惊,安之若素。这种生活态度与人生境界,与苏轼善于将平淡、痛苦生活艺术化的卓越技巧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使他安然度过了一次次人生厄运,而且其生活的丰富多彩与滋味无穷,堪称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成为历代文人努力效仿的偶像。

摘要：道德人格与艺术生命的契合点──试论苏轼之气的表现特征杨胜宽进退出处，是困扰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课题之一。苏轼平生不贪恋权势地位，甚至自言生就一种与山林野鹤为伍的性格，宦游四方很有些身不由己。且当他遭受贬责时，往往以为离开倾轧的是非之地，未尝不是因祸得福...

摘要：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摘要：苏轼具有乐观的性格,超然旷达的人生观,和将生活趣味化、艺术化的不懈追求,他为后世文人树立生活范式者以此,他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喜爱者也以此。本文从谈谐放诞的天性、超然物外的心灵、幽默风趣的交际、游戏趣味的文章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力图展示出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

摘要：秦观用情之专之深，不仅诗词为然，在他整个人生中，都显得十分突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在人生命运上的悲剧结局，都与这一情感特征密不可分。与之相比，苏轼是超脱的、清心寡欲、乐观豁达的，他有着超越常人喜怒哀乐、化解人生悲情的非凡本领。二人在艺术上互相倾慕、砥砺，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历程。

摘要：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杨胜宽尽管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士中千载难遇的才人，他自己从小便树立了非凡的政治理想，但客观地对苏轼一生的作为审察一番，便不难发现，他不能算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性格、情绪，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都不适合政治游戏的深奥规...

摘要：苏轼与秦观词的异同，相异在心性、感受、境界，相同在词之雅化、情辞相称、道技并进。二人之异，是秦观走独立创新道路的结果；二人之同，表明两人在艺术创造根本规律上的深深契合。因此，所异正是为了追求根本上的所同。秦观词的创作道路，真正体现了苏轼的艺术创造精神。

摘要：南北朝时期的诗赋,因遭唐初文人的激烈批评而一直受到贬抑,被放在唐代诗文革新的对立面上.这是不公正的.首先,唐人批判六朝文风的绮靡,立足于建立时代的文学风格,其批评不是在全面公正的评价基础上作出的.事实上,那些批评最严厉的初唐作家,也就是受六朝文风影响最深的.其次,唐人引以自豪的诗歌,尤其是近体诗的成就,其受溉六朝者正自不少;没有齐梁文家在音韵学方面的发见,并把其成果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去,唐朝近体诗要达到如此辉煌的艺术境界,是不可想象的.第三,南北朝诗赋回避现实的倾向,原因复杂,其作用亦非完全消极,即以贬斥最甚的赋而论,其发展轨迹遵循了文学演变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