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文心雕龙·乐府》,刘勰始终强调乐府艺术的“典乐”文化之源,结合“典乐”文化及其核心精神阐释分析政治更迭、地域文化、审美尺度对乐府艺术的深刻影响。“典乐”仪式本质上是诗乐艺术致用于政治的文化形态,政治集团通过对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思想内涵的节度,规范行为,感化人心。汉乐府专于模拟、因袭秦制,是对“典乐”文化尺度的主动放弃,这是造成“中和”之响后世难复的重要原因。乐府艺术既遗失了和正的宫廷大乐,也丧失了风雅歌诗,自此“和乐”淡出宫廷,这是“典乐”艺术的遗憾,更是深重的文化遗憾。因此,《乐府》本质上考察的不是关于乐府的一般性艺术问题,而是探讨乐府艺术如何被政治造就、为文化塑形,又是如何与时政沉浮变迁的发展进程。刘勰对乐府艺术的品评也是全面涉及乐制恢复、机构建立、文化继承、曲调、诗文等问题的综合考察。与其说《乐府》体现了刘勰复古的艺术观念,毋宁说刘勰更关切的是乐府艺术的文化复正问题。刘勰认为雅正、典范是乐府艺术的正途,继承“典乐”精神是后世雅正艺术的景行,这正是《乐府》全篇更多聚焦乐府祭祀乐歌的主要原因。

摘要：周代建立了完备的乐官体系,乐官在典乐诗教体系中承担着管理、授学、表演等具体职能。大司乐及辖下乐官遵循周代典乐制度的严格规定,结合典乐流程中歌诗、赋诗、说诗等多维艺术演诗形式对大学学子实施"兴道讽诵言语"的礼义教化,《诗》以"兴道"言志反映了典乐演诗言志的艺术自觉,大司乐以"讽诵""言语"教《诗》的"兴道"深意鉴证了《诗》的政治自觉,周代典乐诗教体系以多样化的诗义阐释形式以及丰富深刻的礼义内涵鉴证了《诗》的政治意蕴与艺术表现的双重自觉。

摘要：周代礼乐教化是专门针对贵族阶层展开的综合性教育,君子是贵族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自幼接受严格的专门的礼乐教化,并且定期参加祭祀、燕飨、乐射等大型礼乐政治活动。他们既是礼乐文化的主要受益者,又是礼乐文化的践行者、承传者。由于长期受到礼乐艺术精神的濡染、浸润,君子的礼乐技艺水准、情感境界、人格气度都堪当时代的典范,礼乐艺术修养赋予他们的人格力量,对华夏民族的文明进程具有重大促进意义。

摘要：周人克商作乐,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天子以及邦国贵族经常因内政外交事务在宗庙、朝堂举行典乐活动,政治主宰通过乐官体系对典乐活动进行全面执掌,经过严格培训的乐官充分发挥音乐与诗歌的艺术象征特质,通过歌奏舞统合的一整套既定的乐诗环节传达暗示丰富固定的政治意蕴,庙堂典乐仪式的艺术象征成为乐诗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密切关系到周代诗学观念的成熟,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充实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摘要：西周礼乐文化是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生长的重要文化土壤,"诸子时代"是中国古典诗论成熟的黄金阶段。西周礼乐"演诗"是集中体现西周礼乐文化精神的综合艺术形式,《诗》是生动反映"经世致用"诗学精神的文本典范,诸子时代文化群体在思想论说时频繁引用、阐发"六经"大义,其中不乏对"演诗"和《诗》的讨论,进而构成最初的古典诗论体系,并客观印证了诸子时代"经世致用"诗学精神的成熟。

摘要：宗白华先生云：“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在周人看来，与“乐德”思想体系具有统一性的是《诗》的情志，周人选择了诗、乐、舞融为一体的演诗艺术形式承载思想、表达情感，如《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②，楚竹书《孔子诗论》简亦云：“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③，“诗言志”与“

摘要：“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1周代政治集团充分利用诗乐合流的艺术形式在庙堂、在乡党有序频繁地展开祭祀、宴飨、燕射等礼乐活动。周代礼乐活动不仅含纳了祈福神鬼、朝觐君主、慰劳将士、尊老序齿等多种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同时伴随着以“中和祗庸孝友”为精神内涵的“乐德”教化。相比于祭祀神鬼、比武射箭、慰边怀远等具体显性政治目的,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和祗庸孝友”品格的政治人才是周代礼乐仪式的远景长效目标,“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2,进而达成巩固王权的终极使命。因此周代礼乐仪式演诗不是单纯的艺术表演,即仪式中除了顾及具体的显性目的,更要以艺术象征揭示隐含其中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内涵,

摘要：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摘要：即兴谣诗是诗歌的最初艺术形态,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吴越春秋.弹歌》、《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即兴徒歌以及《周易》部分经过整理的繇辞,使我们仍有可能领略原始谣诗的古朴风貌。即兴谣诗单纯古朴、荡气回肠、自然轻盈的艺术形态与原始先民率性动情、乾坤流转、野性天然的生活交相辉映,是对人类文化源头质朴风情的诗性写真,成为我们触摸文化源头的艺术中介。在“诗三百”这部宗周“典乐”范本产生之前,《易》繇辞已为我们提供了徒歌的范式,而且它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一面与音乐合流,渗透着浓重的宗教与政治意味,一面仍是随意简朴的徒歌,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滋味。即兴谣诗与《周易》短繇以纯语言的艺术化表达为宗周“典乐”歌《诗》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灵感。

摘要：周代礼乐文化致力于君子"乐徳"的养成,通过不断加强对君子集团的"乐德"教化进而达成巩固政权的目的。仪式歌诗是永言的歌,是对"乐德"精神的艺术演绎,更是彰显"乐徳"典范的乐语艺术;仪式合乐是"乐徳"教化的重要实践形式,是周代统治集团传达礼乐精神、弘扬"乐徳"理念的重要媒介,合乐艺术肩负着天下大治的政治使命。君子集团在升堂歌诗中、在钟鼓磬管的协奏中、在屈伸俯仰的合舞表演中领悟"乐德"的真谛与精髓。"乐德"养成不仅标志着君子政治化、社会化的程度,而且投射出他们艺术化、审美化乃至徳化的人生进程,更是镌刻下早期人类"文而化之"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