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个人信息匿名化兼顾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和数据合规功能,日益成为推动数据要素安全高水平应用的关键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对个人信息匿名化采用了概括式立法技术,尽管该种立法技术以灵活性和适应性见长,但会弱化条文的行为指引功能,导致个案中的匿名化处理法律评价模糊化。具体表现为,立法条文规定了匿名化的基本定义和法律除外地位,但并未对匿名化判断标准、技术操作与法律责任厘定等问题作更具体化的立法设计。对照域外各国的立法技术和经验得失,我国应在现有基础上,扩充匿名化的配套立法条文数量,扩展立法体系所规范的范围与事项,充实匿名化立法架构,加强个人信息匿名化立法的专门化与可操作性。此外,专设与细化匿名化的法定管理和指导职权,明确个人信息匿名化技术和管理措施的分类评价,推动公私部门合作,才能建立更加完善的匿名化数据流通体系,以便合法、安全、充分实现数据要素的内在价值。

摘要：个人信息删除义务的履行是保障信息主体自决权能的重要前提。在各国全面促进人工智能(AI)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AI大模型如何履行删除义务,是平衡技术发展需求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课题,但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对此设计并不周延。删除AI大模型中的个人信息存在信息定位难、技术精度低、删除效果差和删除成本高等问题。为了保障现行立法对AI大模型发挥有效规制与引导,缓解删除客观不能所带来的责任鸿沟,需要对个人信息删除的履行方式予以扩展。具体方案是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进行目的解释,对删除方式、结果标准采取等效性认定,并基于该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过错推定责任”,构造AI大模型删除个人信息的完整机制,归束模型服务提供者的删除责任边界,从而实现删除过程与效果并重的删除范式转化。

摘要：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行为多发,缘于《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设计中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平衡。规则中的程序性权利遭遇滥用,加之电子商务行业具有特定的促销期间,使恶意投诉行为更具靶向性。平台内经营者救济机制时效性弱、维权成本高、举证责任大、维权意愿低,进一步助长恶意投诉势头。恶意投诉行为的“成本—收益”二元结构,既包括发起“通知(投诉)”低廉的经济成本,也包括触发必要措施的效果收益。保险衡平机制可通过责任保险的形式提高错误投诉成本,缓和必要措施的实施,有效瓦解恶意投诉的行为动机与期待效果,满足恶意投诉问题的治理需求。在现有“通知—删除”规则框架下,建立对通知内容的分流机制,引入必要措施保险和反必要措施保险,通过实时冻结被通知商品销售款、优化保险服务等辅助措施增强程序衔接,从而抑制恶意投诉人的主观动机,加速权利人维权进程,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