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学者特南称自传是“一种法式热情”,英国传记界人士尼克尔森、霍姆斯、阿克罗伊德、里德等则不断声称传记是一种“英式发明”或“英式艺术”,似乎将传记视为英国人的专利或一种民族性文类,尤其异于法国。以比较传记学角度观之,这也并非大英帝国式的自大傲慢,17世纪以来的现代传记委实以英国为重镇和典范。若加以追索,对名人的纪念、崇敬、好奇等共有因素之外,此现象大致与近代以来英国强调民族形塑的国族意志、偏重直觉与事实的经验主义哲学,尤其是与崇尚自由、独立、智识的绅士文化有相当关系。传记界的一再申述强化了传记文类的英国性,但也启发研究者进一步辨析、探究其内含的普遍性。

摘要：《鲁克丽丝受辱记》是一首"小型史诗",聚焦于古罗马"王政"到"共和"这一转折,突出了受辱后的鲁克丽丝对"特洛伊陷落画"的无意发现和思索。作为观画者,她深切认同画中人物,强烈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与自身命运的历史性,因而采取了悲剧式的公开自杀这一复仇方式。同为受害人的智者布鲁图斯则领悟了"鲁克丽丝尸身画"的政治内涵,借此激发罗马民众推翻塔昆家族的专制统治,使罗马进入了共和时期。可见,在莎士比亚笔下,艺术、政治与哲学等存在内在关联;在反思罗马历史的同时,该剧也隐含了剧作家对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的态度,并因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

摘要：作为书写"爱欲"、"神话"与"流放"等多重主题的"哀歌体诗人",奥维德的生命遭际或不断"变形"都清晰地体现在诗歌流变之中,从而赋予其诗作明显的个人化色彩。他运用哀歌体,着力于个体爱欲并在神话诗中大量塑造"诗人"形象,也借此逐步完成了隐秘的自我"神化",这其实都可以视为诗人在政治、道德等压力钳制下的艺术修辞,意在辨明并维护自由诗人的书写权力、独立人格与不朽声望。

摘要：镜子自发明以来，在人们的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功用也越来越多，这一点毋庸赘言。可以说，“镜子的用处已经融人到了宗教、民俗、文学、艺术、魔术和科学之中。”戢对镜子文化的留心，始于杨正润先生的文章《玻璃镜、透镜与文学》的启发，不过，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委实太少，正如莫芝宜佳指出的那样这位德国汉学家在研究钱锺书的时候，

摘要：以“善作剧”为名的沙叶新先生，其戏剧一旦推出，往往会产生极大的轰动。但就目前来看，真正对沙叶新的戏剧创作进行的学理研究还并不多，其中还不乏攻击之词。倒是1980年代末余秋雨的一篇文章显得比较客观。他归纳了沙剧创作的几个特点：“世俗性”、“现实性”、“喜剧色彩”等，尤其是“世俗性”的提出，把握住了沙剧的经脉。但“世俗性”这一词又显得不太准确，容易给读者带来贬义性的理解，且不能涵盖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因此笔者想用另外…词来概括，即“狂欢化”精神。

摘要：在当今世界文学领域,强调历史性、真实性而又颇具艺术性的"非虚构创意写作"备受关注,传记写作与研究则是当下"非虚构转向"中的焦点、前沿话题之一。在当代文化娱乐日益通俗化、多元化的世界中,传记独具吸引力和生命力,得益于几个方面的不断拓展或演进:多媒介化,使传记形式日益丰富;精简化,让传记内涵更加凝练深刻;传材的新颖保证了传记价值的独特;抒情性或讽刺风格则展示了传记情感魅力与多重主体的对话。这一切都离不开传记家的非凡耐心和无尽爱意——可谓之"创意之源"。

摘要：阿兰·布鲁姆可被视为一位'文学教育家',其教育理念与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即强调古典意识、精英化、知识与人格的整全,注重教师对学生的训练、引导与提升,反对过度民主化或对学生的顺从,充满人文关怀与现实色彩。其独特之处在于,将文学即广义的'诗'引入到政治哲学教育过程中,以达到'诗教'的目的,其'文学教育'基本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在驯化激情、培育理性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艺术感悟与创造能力,在诗即文学艺术中理解人生与社会,并得以在文学艺术中表达自我,从而避免理性的过度工具化和实用化,实现教育的'诗化'及'教化'功能。

摘要：自画像是绘画的主体之一,近来颇受西方研究者关注,新近几部著作揭示了中西自画像艺术的丰盈特性。自画像的发展与文字自传及背后的人性史紧密相通,随着时代的演进,个体自我意识和现代主体观念越来越强,表达欲望与方式也更具个性化;女性自画像在西方是突出现象,但并未艺术化地呈现在中国文化之中;相对而言,西方自画像更多地与宗教有关,在中国则与社会政治有着更密切的关联,往往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来回应时代变化与压力,以晚明尤甚;从形式上看,西方自画像人体肉身形象逼真、质感突出,特别是裸体画像,可谓"人如其人",而中国则漫画写意风格明显,有角色化、嬉戏化色彩。

摘要：鲁克丽丝是古罗马王政末期的一位贵妇,以贞洁贤淑著称,但被王子塔昆所侮。她的受辱遭遇及自杀的结局引发了罗马人对国王塔昆的残暴统治的反抗,最后罗马人推翻暴政,建立了共和政体。值得关注的是,鲁克丽丝的形象引发了后世作家、艺术家的极大兴趣,如李维、奥维德、乔叟、莎士比亚、米德尔顿及海伍德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来重塑这一女性形象。围绕鲁克丽丝形成的诸多文本尚未被系统探讨过,但它们具有广阔的跨学科空间,汇聚了女性观念、自我意识、诗画关系、生命政治及政治哲学等多重要素,也展现了这一在文本中被不断"变形"的形象背后的思想对话。

摘要：当奈杰尔·汉密尔顿说"我们如今生活在传记的黄金时代,至少西方世界如此"时[3],皮姆洛特则认为,"如今——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在传记的黄金时代",事实上,"传记的地位依然令人不安"[4],或许名曰"镀金时代"更为恰切。所以,当代英国传记家霍姆斯就承认,虽然传记是一种"英式产物",特别合乎英国人胃口,但传记家尚未被视为艺术家独立对待,图书馆还是以传主为序排列,而非传记家[5]。有意思的是,鉴于各界对传记的批评,著名传记家霍尔劳伊德主动站出来,反转了身份,代替那些反对和指控传记者向传记提起诉讼,写下了这篇《"指控"传记》(1999)。没想到的是,10年之后,传记家赫梅尔尼·李在《传记简论》中专辟一章《反对传记》(Against Biography)[6],依然在分析传记面对的各种质疑与挑战。事实上,他们未必留意的是,早在霍尔劳伊德此文10年之前,美国传记家豪尔普林已经代表传记家们发起了反攻和报复,即那篇著名的《传记家的报复》[7]。但由此足见,在漫长的历史中,在未来的发展中,传记依然必须为其生存权展开持续的斗争,与各种力量展开生死角力。或许,我们可以将深度介入"传记之战"(The war of biography)的这几位传记家戏称为当代的"传记五虎"(5H):霍尔劳伊德(Michael Holroyd)、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霍姆斯(Richard Holmes)、豪尔普林(John Halperin)以及赫梅尔尼(Hermione Lee),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以"喜剧化"的乐观方式参与这场似乎没有尽头的"反对传记的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