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清垄断本质是科学监管的前提。当前学界对垄断本质的理解侧重经济属性,忽视了其权力属性,从而影响了对垄断本质的正确理解。从权力的视角来看,垄断本质是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与财富结合所形成的新型社会性权力,其鲜明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天然对抗性、片面追求私人经济财富的单一效率性和对人主体地位的褫夺性,生成逻辑在于由平台组织、数据要素和算法技术共同构成的“三维”空间。新型社会性权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产物和客观存在,国家权力无力翦除,但可在共存中通过创新监管范式进行积极而有效的规训。文章秉持以科技驯服科技的理念,监管科技超越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为政府监管注入科技因素,利用技术优势深入平台内部,提高监管效能,推动监管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期为规训新型社会性权力提供一种可能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在借鉴全球经验的基础上,应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选择最优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平台主体、第三方机构参与的“三位一体”实施路径,有效规制垄断权力,使数字经济造福于人民。

摘要：数据确权是数据治理制度体系的核心,当前理论研究精彩纷呈但共识略显不足,缺乏对概念和确权原则的基本阐明是其主要原因。在认识论上,并非所有数据都需要确权,构成确权对象的数据有其特定的条件要求,由此形成的狭义数据概念内涵清晰、外延明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原则论上,效率在经济增长和伦理道德两个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含义,要发挥效率价值的经济创造功能,但不能忽视正义价值的原则性地位,价值耦合是数据确权原则体系构建的目标追求。在实践论上,坚持“双优先、慎确权”的基本实践策略,即通过构建数据获取权、使用权等权利机制推动公平竞争,充分激发数字经济的创新潜能,同时又要始终坚持把消费者权利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为其构建立体化的权利保护体系,从而妥善平衡数字经济发展和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双重目标;数据确权牵一发而动全身,加强研究提供更加充足的理论准备,积极而谨慎地推进我国数据确权的实践展开。

摘要：数字资本是资本与数据紧密结合形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其本质是资本利用技术将数字经济的最关键生产资料(数据)私有化。经济正义正是这种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变革的必然产物,是政治国家规制数字资本的价值表达,拥有独立的存在地位和独特的价值功能,能够拓展和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种类和内容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我国既要发展数字经济、利用数字资本,又要努力推动实现经济正义。二者价值立场不同,张力客观存在,是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制度破解困境是一个稳健可行的方案。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表明,数字资本具有制度可塑性,其发展模式不取决于资本自身,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塑造。据此,我国可以构建由政治基本制度、数字经济价值观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法治制度和政府主导的技术规范制度共同组成的“四维”制度塑造体系,不但能有效舒缓张力,而且可以使数字资本在连续的良好的制度塑造过程中回归社会主义本质。

摘要：数字经济价值观是数字经济发展观念的法哲学抽象,是价值立场的集中表达。在此问题上,不少研究倾向于以经济效率为价值基础塑造中国的数字经济价值观,但是此“效率观”混淆了效率的两种含义,在事实和价值判断上出现双重错误,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和实践风险。数字经济价值观的理论构建必须坚持中国实践立场,在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下展开,积极回应新时代发展对数字经济的价值诉求,并能够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引领。据此展开的实践性考察表明,经济不平等是构建数字经济价值观的现实出发点,公平正义是价值支点,政府是最适宜的主体,由此决定了推动型经济正义才是该当之选。在推动型经济正义的理论框架内,实践性和主体性是其理论品质,自由、平等和尊严是其价值内核,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权利种类和内容体系。推动型经济正义的实践展开,需要政府以实际行动切实防止贫富分化,同时要以实践理性引领、塑造市场道德责任和科技向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