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践中,法官错案责任的追究基本采取以裁判结果错误为主导的追究模式,并只对错案责任法官追究“经济责任”,体现了基层法院一种“避重就轻”的实践逻辑。但这种实践运行模式却导致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设立目标发生偏移。而错案责任追究的实践运行之所以发生目标上的偏移,既有错案责任要件制度设计的原因,也有运行机制的问题,还有制度环境的因素。因此,应通过错案责任构成要件认定标准的明确和运行机制的司法化改革以及外部环境的优化予以矫正,以确保制度目标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

摘要：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识别不一。究其原因在于立法上并没有为如何识别《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提供具体的路径。“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仅将“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规定”,难以为司法实务提供有效的识别方法。《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基本上延续了《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立法精神,仅是增加了但书条款,而未采取“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设计路线。故对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识别,应从《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或《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的功能出发,通过考察具体“强制性规范”的立法目的是否在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加以识别。

摘要：监事会的独立性是监事会监督职权行使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以强化和保障。对监事会独立性强化的制度设计,应增设公监事和债权人监事。当公司正常营运时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应由公监事、股东监事、职工监事组成,当公司财务陷于困难时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应由公监事、债权人监事、职工监事组成。对监事的提名、选举、任期、报酬等具体制度应进行必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