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定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保障体育赛事的安全与顺利运行非常重要。但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涉及制定主体、程序以及内容的规范设计。研究认为,根据我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情况以及突发事件预案体系建设的要求,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主体限于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以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但由其所属体育管理部门牵头,组织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组成的编制小组来起草。应急预案的制定要遵循正当程序,做好风险识别与评估、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加强部门间协调、征集广泛意见等,报请国务院、省以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应急预案内容上要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上位应急预案的规定,要对应急组织机构、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应急保障机制进行规范等。

摘要：目前我国已形成由国家体育总局、省级人民政府以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等机构制定的体育行政奖励规范性文件体系,其中亦包含着体育荣誉制度。现行的体育行政奖励规范中荣誉设置存在诸多问题,包括重物质奖励而轻荣誉奖励、重视个人荣誉而轻视组织荣誉;重竞技体育荣誉而轻群众体育荣誉;在荣誉称号设置、荣誉奖励事项、荣誉奖励对象以及荣誉奖励条件方面还存在不统一的地方。对此,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荣誉条例》;确立当前适合中国的体育荣誉设计的指导思想,完善体育荣誉称号、奖励事项、奖励对象、奖励条件与标准等方面的规范设计,为推进我国体育荣誉治理的法治化与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摘要：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是21世纪以来自由科学运动的产物,但目前开放获取学术期刊的作者付费模式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是作者付费的合理性以及学术期刊质量与公平性的问题。目前实施开放获取学术期刊的国家已有一套有效的作者付费模式的实现方式,但我国开放获取学术期刊还处于初级阶段,作者付费模式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同与接受,但作者付费模式的一些实践路径仍可为我国开放获取学术期刊提供借鉴。我国应认识开放获取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加强顶层政策设计,完善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扩大开放获取学术期刊的规模及学术影响力,创新作者付费模式路径,促进我国学术的发展。

摘要：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第三人是指政府机关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会损害除申请人或公开相对人以外的合法权益的人。判断“第三人”及第三人是否享有权利关键是看该信息是否同第三方有直接利害关系。对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第三人权利保护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设计制度措施。

摘要：法律文本中的"废止条款"是指法律文本明确规定某一法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的条款。设立该条款的基础在于:法的适用期限已过;法的废止条件已达到;该法律文本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或者法律调整的内容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规制。法的废止主体一般遵循"谁制定、谁废止"的原则,但也有上位法主体对下位法的废止或授权主体对授权立法的废止情形。我国现行法律文本在法的废止条款设置方面存在该设而未设、模糊废止以及废止条款内容方面的不足与缺陷,需要在废止权限、条款内容设计等立法技术上进一步完善。

摘要：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自1987年酝酿开始,经过了20多年艰难的探索历程,至今仍然没有提上立法议程,其最大的困境与阻力是来自于既得者利益阶层即政府官员本身,它们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规制的对象。但是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必然要出台,根据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约束,宜走"地方立法先行先试",最后实现"中央立法"的思路。作为完整与科学的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我国应对申报主体、客体、程序、法律责任等进行全方位的设计。

摘要：虽然以“知情-同意”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下来,但“知情-同意”制度的实践效果一直备受非议,由此引发了对整个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效性的质疑。“知情-同意”设计的最初目的是为人们的理性选择提供制度保障,但在现实的数据协商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由此引发了对传统法律经济学视野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困境的思考。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可以对人们在数据协商中的非理性选择作出合理解释,结论是选择框架的变化使人们偏离了最佳选择。对此,可以利用助推手段,通过优化选择框架的方式促使人们作出最佳选择。建议在中国的数据治理中融入助推理念,通过增加默认数据设置规定、禁止不合理助推、构建数据隐私标准评价体系等措施促进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摘要：法治指数就是法治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为确立法治水平的科学评价指标,引入了法治指数。自2006年开始,我国浙江余杭、香港、广东等地开展了法治指数评估的实验。但对于法治指数设计的规范化没有形成共识,当代中国的法治指数设计要考虑建立法治的共识、加强法治评估的顶层设计、协调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关系、确立合理的指标权重等,实现法治指数设计的规范化。

摘要：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是经济学方法在法律中的运用,就是对立法方案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所获得的净收益的大小决定了立法方案是否可以实施以及实施后对其是否需要修改或废止的制度。我国目前正在探索建立与实施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但现实中存在诸多困境:认识论上的误区、顶层设计的缺失、具体规制设计不具有可操作性、人员素质不够等。因此,我国应在观念转变、完善成本效益的制度设计、加强人员培训、建立专业评估机构等方面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来保障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摘要：通过现有法律文本的结构分析,旨在考察现行法律文本中关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法律责任设置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完善我国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法律责任的思路与措施。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规范,法律责任条款及内容不可或缺,否则这种法律规制失去了意义也没有可操作性及普遍约束力。考察现有法律文本,研究认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相对一般体育项目而言,是指具有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安全保障要求高的体育活动。加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法律责任设置的完善是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法律规制内容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关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法律责任的设置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法律责任主体规定不统一;法律责任的义务性条款不全面、不清晰;法律责任条款与义务性条款不对称;法律责任的类型、形式设置比较混乱等,我国应在以下方面完善,法律责任的主体包括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主体以及监管主体;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法律责任设定的法理依据是对高危险性体育相关主体的义务的规定即法律文本中设定的义务性条款;法律责任的类型及形式包括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以及刑事法律责任等等。通过完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法律责任的制度设计,维护高风险体育法律法规的统一与协调,保障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立法的可操作性,以实现我国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效规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