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思想史中长期并存着工程学和伦理学两种传统。近代以来,工程学面向在主流经济学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经济学的工程技术水平,也为经济学伦理传统的复兴提供了可能,由此经济学家可以借助实验实现两种传统的综合。在实验视角下,实验经济学家应以制度设计为主要目标,借助其在政策实验平台上的专业优势,分析制度对人类复杂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对制度变迁的结果做出解释和预测,进而更好地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

摘要：路径创造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实现从无效制度向有效制度的转型。经济、政治和信念的约束是路径创造的阻碍因素,但当爆发危机和存在合格的制度企业家时,这些阻碍可以被克服,从而有路径创造。制度企业家是路径创造的基本行动者,其与熊彼特所定义的企业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通过触发和放大旧制度的失灵,“危机”为制度企业家提供了路径创造的激励,同时也软化了约束条件。为了实现路径创造,三类制度企业家——经济企业家、政治企业家和文化企业家——需要相互合作。从中国经验可知,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在制度企业家从事路径创造的过程中是辩证统一的。

摘要：文章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文章设计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以解释各国间转轨效益的差异。转轨的成本不仅取决于经济考虑,更取决于政治的因素。政治选择影响新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与转轨成本正相关。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这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

摘要：为了弥补人类发展指数因未涵盖生态因素而不能全面反映人类发展水平的欠缺,以生态文明为基础,提出衡量中国生态状况的三个指标,参照Aktinson不平等测量法,将生态因素与经济指数相结合,再将其嵌入人类发展指数中,得到涵盖生态文明的新人类发展指数(EHDI)。在计算EHDI的过程中,采用主成分分析,重新设计各个指标的权重。测量结果表明,由于生态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省市的EHDI都低于HDI,而两个指数间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非常高。

摘要：作为经济学的两个新兴分支学科,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虽然关联紧密但在范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局部不可通约性。范式差异的内在原因与学科渊源、问题意识和功能定位有关,在外显特征上则表现为实验设计、被试者、政策应用等维度的区隔。在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实验经济学家更像是维新派,为经济学提供新的经验检验工具;行为经济学家则近乎革命者,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即使按照科学哲学的评价标准来审查,我们仍然无法简单地评判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优劣。为了经济学在理论和应用领域的进步,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融合。

摘要：人类发展指数由于未涵盖制度和治理等政治因素而不能全面反映人类发展水平。通过对评估人类发展的方法论和哲学依据的认识,我们以政治文明为基础,提出了衡量中国政治发展程度的三个指标。我们参照Aktinson不平等测量法,实现了政治因素和经济指数的结合。再将其嵌入人类发展指数中,得到了涵盖政治文明的新人类发展指数(PHDI)。在计算PHDI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重新设计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测量结果显示,由于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省市的PHDI都要低于HDI,而两个指数间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非常高。

摘要：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代表了无知之幕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同派别。从约束条件看,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所设计的无知之幕呈现由厚到薄的渐次变化;从三者构建的代表性主体的特征看,选择者特征具有准同质性。逻辑地,选择的结果必然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只能源于无知之幕设计上的不同。罗尔斯、哈萨尼和布坎南的共同的研究纲领属于正义研究中的"契约"传统,与之相对的则是"比较"传统,当面对阿玛蒂亚.森所引发的对于契约传统的新的挑战时,布坎南的理论具有更好的强健性。同时,相较于罗尔斯、哈萨尼和现实聚焦比较的传统,布坎南的立宪理论的局限性更少,提供了一个理解公平与效率冲突的新的视角。

摘要：理性建构和自发演化的制度变迁都无法保证好制度能够自我实施。通过理性的顶层设计而建构的先验的好制度可能激励不相容;自发秩序下演化而成的制度虽可满足激励约束,但是却容易陷入坏的制度均衡。中国改革年代的一场重要的制度变迁——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供了可自我实施的好制度的变迁范例。理性建构和自发秩序的互补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成功:在短期,理性的顶层设计在提高“两个比重”和服务市场经济的目标下,始终关注新制度对博弈各方的激励相容;在长期,地方竞争催动制度自发演化对既有的分税制安排加以补充,满足了激励约束的动态连续性要求。作为两种具有互补性的制度变迁路径,理性建构和自发秩序共同推动了好的财税制度的自我实施。

摘要：公共品的自愿提供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领域,投票是个体表达对于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偏好的重要机制。我们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实验,试图去探究投票规则的变化对公共品自愿提供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会有何种影响。我们发现:各种投票机制都无法在总量上显著提高公共品自愿提供水平,但是投票在边际上存在积极的承诺效应和信号效应。我们还发现,投出赞成票后的违约行为是导致投票机制在总体上无效的关键因素。此外,社会偏好和异质禀赋也对附设了投票机制的公共品自愿提供有显著的影响。

摘要：本文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转轨的根本性动机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制度激励,转轨成本是转轨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转轨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历史必然性。对转轨中制度变迁效果的分析应是在转轨必然发生的前提下如何使转轨成本最小化。转轨中的成本对于能否实现转轨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设计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以解释各国间转轨成本的差异。转轨的成本不仅取决于经济考虑,更取决于政治的因素。政治摩擦影响新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与转轨成本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