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水画之所以“可居”“可游”,因其有道,山水之道既体现为形而上的哲思,也呈现为画面上的逶迤细路。它并非某种凸显于画面有形体、有细节的视觉对象,却常呈现为被山水树石等物装裱的虚空。五代北宋时期的全景山水和我们的身体图式相契合,为观者“步入”山水画之中开了方便之门,也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空间知觉方式。画面路径多开始于画幅下端并向上方横斜蜿蜒,在观者的知觉中被解读为向画面深处延展,散点透视则营造了一个动态知觉过程,使得“游观”成为可能。山水画中的路形态多样,但其在视觉上多显现为深远山水意境中的“细路”。“三远”图式即意味着画面上的道路,需要被呈现为“窄”和“细”的形态,否则便无法凸显咫尺万里之势,与“细路”相对应的是“独往”,呼应着中国传统哲学与诗学中的“独往”,从而获得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越。

摘要：五代、宋之际,山水画超越人物画成为最重要的画科,这貌似格局重组,但本质则是观看方式的调整:从聚焦人物和事件到放眼四野,山水画为观看者提供了置身事外的可能。情节淡化、意象并置与细节减损、方域模糊,都是山水画超越限制、构建非叙事空间的有效途径。中国山水画空间的非叙事性有其哲学根源,是老庄的“齐物”与佛教的“性空”在绘画中的融合和直观呈现,经倪瓒、董其昌、八大、渐江、龚贤等人之手延续为一种传统。事实上,非叙事性也渗透在除山水画之外的中国其他艺术形式之中,包括章回小说(茫茫而来—缥缈而去—莫知所终是其基本框架,其叙事过程也常被棒喝、机锋截断)。总之,中国山水画作为一种非叙事空间,使得观看者跳出具体事件和特定情境,去直面生命的空无和孤独。

摘要：江湖诗人多生活困顿、四处干谒,而南宋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又培育了他们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欲望,其悲喜多和生计、感官和身体密切相关,具有近世性。他们笔下的饥寒劳顿不再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形而上意味,而南宋理学对羞耻感的多方塑造,更凸显其面目举止之“可羞”。他们在诗画创作中大量引入梅花,且通过文字、图像,将梅花塑造为遮蔽/彰显自我的符号,“嚼梅”则是其获得情感升华的独特途径。江湖诗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即将梅花展示为面容,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由荣而悴的过程,并配以五言诗,写梅、画梅,“捋香嚼粉”,以获得情感的升华。

摘要：造型描述(Ekphrasis)原是一个古希腊修辞学术语,其本意是指文本或演讲中的形象化描述。文艺复兴以来,它经过漫长的历史沉积,20世纪中后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范畴再一次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当代语境中的造型描述对象,不再泛指现实中的一般视觉对象,而特指视觉艺术,它也被聚焦为语言对于艺术品的呈现与转述。在其与叙事等概念的多方比较中,研究者揭示出其静止、空间化存在等特质,进而与一系列西方理论传统中的关键性概念,如文字表达与视觉呈现、时空、性别等建立起联系。本世纪以来,人们进一步发现,艺术史也即是造型描述史,它因而也跻身于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中。目前,这一概念虽然还没有稳定的中文表述,却无疑对我们审视传统的文图关系研究以及艺术史生成等诸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摘要：世界艺术史的研究正在兴起,且已有多部相关著作出版,但目前这一方面的出版物还存在一些偏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代西方世界艺术史写作对东方艺术涉及较少;其二,目前所谓的世界"艺术史",大多是美术史或者造型艺术史,而非一般艺术学层面上的艺术史书写。徐子方的《世界艺术史纲》可谓应运而生。这本著作,既体现了中国史学精神,也是打通各艺术门类壁垒的《艺术世界史纲》艺术学理论研究层面上的艺术史。

摘要：在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人们一直强调其实证性以便为艺术学和美学划界,这使得实证研究已经超越了方法论的地位,形成一种主义。但何为实证?何为实证主义?可以说,艺术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是以一种物性遮蔽了研究对象的艺术性。

摘要：云烟作为人类视觉经验的终点和未知世界的起点,一直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特殊语汇。秦汉之际,绘画中的云烟多作为神仙世界的转喻;五代、宋初,文人介入绘画创作与品评,重塑了这一图像语汇的形态和意义:云烟一方面将现实空间渲染为诗意空间,另一方面也指向中国文化史上的时间隐喻,所谓"云烟往事"。因此,云烟弥漫的画面所呈现的不是现实而是过往,看画的过程也从目睹转化为追忆。静态的绘画空间由此变为具有超越性的动态时—空结构,不但与诗歌意境相通,也使画面具有了抒情功能,林泉烟霞之间实为悲欣交集之地。同时,宋代绘画中的云烟,以其悠闲、逍遥和放旷,成为诗意人格之隐喻。

摘要：宋代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奇峰迭起,但因为年代久远,不少作品难以流传,而美术理论史却对此陈陈相因;另一方面,历代美术史著作对一些宋代绘画和画家的概念化描述,使得我们难以窥见很多杰出画家作品的真容。宋代又是诗画深度融合的时代,宋诗对于宋画有大量的吟咏,并且以其特有的形象性,呈现出宋代绘画中的意象与诗境,为我们了解宋代绘画提供了一个独特途径。宋诗中有不少名家名作涉及到惠崇其人其画,为我们提供了惠崇画作的物质载体、色彩、意象乃至意境等各方面的信息。相对于中国绘画史中的模糊身影,宋诗为我们传达了一个更加富于诗意和禅意的惠崇。

摘要：南宋马和之的《诗经图》是现存最早的《诗经》与《诗序》图像。作者成功地将《诗经》的本质从先秦诗歌的"人情"与汉儒解经所强调的"美刺",转化为宋儒之"天理"。首先,画面以特定构图方式营造出天地寥廓之感,并配以抽象的人物,揭示出"理"的普遍与超越。其人物形态静穆、恭敬,更与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居静持敬"的人生态度不谋而合。而画面中秩序、抽象和庄静等造型特征,被诉诸飘逸飞动的水墨语言——"蚂蟥描"。其动与静的变奏,直观呈现出经验世界的转瞬即逝和天理之万古不易。在《诗经图》中,人对于世界具有超验倾向的体察、思虑、讲论等场景反复出现,又与宋理学格物致知的知识获得途径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