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宋元之际的词人群体在远祧周邦彦、近宗姜夔的过程中,建构了以体格、体性、语体为基本要素的规范体系,形成了自具特征的“周姜体派”。该派词人既遵循相同的规范要素,又有着各自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对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具有借鉴意义。“周姜体派”活跃于宋元之际,与同时的“苏辛体派”联镳竞逐,共同开创了词的繁荣局面,同为词史上的里程碑,在后来词的中兴历史中,也都具有范式意义。两种体派难分优劣,无须轩轾。“周姜体派”词史地位的确立与词史意义的呈现,与朝代更替并无内在联系。

摘要：雅俗之辨始于北宋而盛于南宋，是两宋词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主题。该主题是由 两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是艺术创作上的雅俗之辨，一是文化层次上的雅俗之辨。北宋的雅俗 之辨主要侧重于艺术方面，基本上是属于艺术创作论；南宋的雅俗之辨则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而 扩展到了雅俗两大文化层次的辨析，具有了“文化论” 的内涵特征。这种发展既取决于两宋时 代精神的新变，又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取向在词体创作中的演变。但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根 植于宋代文人士大夫雅俗并存的双重文化性格。

摘要：　靖康覆国, 宋室南渡, 宣告了“绍述”政治的结束和“党元”政治的开始, 在“绍述”中惨遭禁锢的元党人苏轼及其文学, 也随之获得了新生, 并在高宗和孝宗两朝生发了奉之若狂的“崇苏热”。这一现象既属于政治的, 又属于文学的。政治上是南渡后的“拨乱反正”。文学上则全面改变了词学命运, 给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 也孕育了“雅正”说词学理论体系。但由于该体系是“拨乱反正”的翻版, 具有严重的政治偏见, 阻碍了词向主体的多重性、功能的多样性和流变的多向性的发展之路。

摘要：在以乐工歌伎歌舞表现为娱乐形态的宴乐风尚的驱使下,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词人将宫体诗中唯美化、形式化的女性形象,以及"艳情"与声调、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等多种元素"移植"到新兴的音乐文学样式词体之中,形成抒情内容普泛化、表现风格类型化、创作主体"他律"化的创作惯例,从中建构花间词的规范体系。其规范体系因具有普适性趣味原则和艺术效应,也因赋予花间词潜在性抒情功能而成为一种经典性艺术范本,为历代词人所认同和采纳,谱写属于"本色"之词的历史。

摘要：阳羡词派在柳洲词人开启的"变调"基础上,从尊体论、创作论、风格论三个互为关联、相互作用的层面,进一步建构以作者情志为元素的具有包容性和开拓性的词学主张。该主张既为词坛起废振衰、实现中兴之需,又为阳羡词人创作实践的自我总结。其创作实践主要表现为:在回归"变调"中,"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以强烈的感事性拓宽词境;在包容并蓄中,"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以多元艺术取向兼备众体,在践行相同理论主张中体现出取径宽广、包纳融通的格局,气象宏大,在词坛中兴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要：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功能与价值，不基于其文学性或时代心理的载体上，而是基于非文学的、形而下的社会文化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唐宋词主要是宴乐风俗的一种载体，一种文学的和社交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世俗文化的品格，表现为十分明显的实用功能，具有融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于一体的功能结构。该功能结构的生成，依赖于以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相互驱动的运行系统，词体及其“别是一家”的体性特征也在这个系统中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但这个系统严重地限制了词的艺术肌体向多元化发展的空间，使词很难担负起传导时代脉搏、载负时代精神的职能。所以，苏轼尤其是南渡以后的词人，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拓宽词的境界，提高词的文化品格，给词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摘要：柳永以其崭新的"屯田家法"创造独具艺术风貌的"屯田体"。"屯田家法"既吸纳赋体的铺叙或叙事因子,又以代表词乐音拍的去声虚字为领调、以双声叠韵做烘托。三者相辅相成,构成"屯田体"以展衍铺叙、繁缛披纷、情韵傍流为风格形态,以雅不掩俗、俗不伤雅、雅俗并陈为审美内涵的体性特质,在蕴藉含蓄、情韵简要的小令外,别创一种"词家正体",但遭到不少论者的非议,或斥之为"声态可憎"的"俳体",或认为"韵终不胜",这些非议均为"不晓文章体裁"所致。事实上,"屯田体"因具备慢词的"规范体系",广为词家所采用、传播、变化,在词的演进历程中,彻底打破唐以来小令独霸词坛的格局,全面开启慢词与小令联镳竞逐的历史。

摘要：唱和是诗词创作的一种常见方式,因其"束缚才华"而存在诸多弊病,故历来毁多誉少,但明清之际盛况空前的词体唱和,却成为词坛中兴的运行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聚集易代之际的"同人",进行情感上的沟通与共鸣,在共鸣中,不仅激发文人的填词热情,使"一切诗人皆变词客",而且都直面时代与人生,在内涵上获得广度与深度,使唱和主题具有潜发性而引领创作的主题取向;一是在情感共鸣与艺术交流的双向作用下,融"因文生情"与"因情生文"于一炉。既使唱和者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得到了舒展与锤炼,能"逼出妙思",从同立异,自创一格;又在词学主张上冲破定于一尊的宗旨,孕育新的词风。它引领创作风格的新变,最终推进词坛中兴之盛,是在唱和史上树立全面推进创作繁荣的一个成功范例,为考察唱和的得失成败提供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

摘要：逃避现实,内容琐屑,表现浅俗,是评价杨万里“诚斋体”的流行说法。但在南宋,杨万里却是诗坛盟主,盛享隆誉,其因不完全是“诚斋体”在艺术上的别出机杼,同时还在于它的深刻内涵。“诚斋体”的形成与朋党之争不无关系。党争使南宋士人凸现出“恒留余地以藏身”,“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与竭尽“为己之学”的主体特征。“诚斋体”以自然为题材渊薮和灵感源泉,“修辞立诚”,形成了以生命为依归,以童心为理想,以“透脱”为特征的审美意境,典型地体现了“为己之学”,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心理。

摘要：20世纪初以来问世的大量词史专著,基本上将词的演变史依附于朝代的兴替史。这不仅为处理易代之际的词史带来诸多缺憾,而且一定程度上忽视或割裂了词在艺术上的规范体系的整体运行。在已有词史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对词的规范体系运行的审视,当为词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以词的规范体系的形成,以及形成后被采用、综合与变化为视野,通观自唐至清词的演变历史,则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在孕育中建构,在建构中谱写词的初盛史;在拓展中新变,在新变中谱写词的鼎盛史;在衰蔽中修复,在修复中谱写词的中兴史;在停滞中融汇,在融汇中谱写词的再兴史。将词在不同朝代“世情”、“时序”影响下的兴衰交替与词在规范体系上的兴衰交替相互联系,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词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