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是李健吾文学批评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批评观念,包含了评价标准、主体创作、叙事视角、审美趣味和自然书写等多层次的意义蕴涵和多向度的价值指向,贯穿于作者对文学评价、创作和欣赏等的多重分析和论述之中。李健吾的“自然”批评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自然”批评的主要意蕴、精神和原则的化用、拓展和创新,也选择性地吸纳、深化了西方批评理论中重要的“自然”范畴的一些内涵。李健吾文学批评以其对于“自然”这一术语的运用,不仅赋予了传统自然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语境中得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依据,而且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然批评的一个独特的成功范例。

摘要：重新探讨中国女性剧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建构完整的戏剧发展史观、扩展中国戏剧的研究空间意义重大。回顾女性剧作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困扰女性写作主体性艰难形成的压抑性因素,而这恰恰铸就了女性剧作独特的悲剧审美意识。这种悲剧审美体现了对女性弱势处境的体察、对文化传统强烈而压抑的情绪记忆,以及与时代环境碰撞时非她莫属的悲剧色彩。

摘要：西游故事世代累积,吸纳了多种文化资源和民间传统的影响。在孙悟空形象发展演变过程中,元代是重要的转折期。元代前只见一心护佑唐僧的猴行者形象,而元末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则塑造出一个诙谐滑稽、个性鲜明的孙悟空形象,构成形象的质的飞跃。本文认为,宋元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作为特殊重要的文化影响场域,为孙悟空的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其性格表现与民间节日文化感受世界的方式非常类似,特别是"丑"在节日文化中体现出的诙谐性、逾矩性以及宗教感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孙悟空的性格,使之从一个平面的护法者形象成长为具有丰富性格特点和艺术气质的独特个体,在蓬勃的元代杂剧表演中脱颖而出,不仅为后来的小说形象奠定了基本轮廓,也间接地影响了整个取经故事的氛围和思想意趣,深刻影响了后世创作。

摘要：民间文艺中的文人形象常庄谐并重,且谐胜于庄。从宋杂剧的"酸"剧、"哮"剧,到元杂剧中的"风魔书生",再到明清小说笔记中各类"酸腐文人",诙谐书生形象一脉相承。此类形象最初只是缘于某个文人的滑稽个性,在唐代民间文艺中突破了现实形象的限定,被赋予诙谐、滑稽的艺术性格,至宋金时期确立了形象类型。单元化的短剧形态推动杂剧的诙谐片段和戏剧方式融入其他民间文艺类型中,形成了一个借助口传戏剧向书面文学发展的传播路径。这一形象的生成体现了人们对喜乐生活和精神愉悦的追求,也折射出民间文艺创作功能性与形象类型化相碰撞所产生的艺术创造力,由民间文化进入文人书写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形象品格,成为兼具审美意趣和文化价值的形象类型。

摘要：诙谐文化历史悠久,文学史上不乏以滑稽、幽默来增添文学趣味的佳作,但纵观历代文学,只有元代戏曲将诙谐发展成了一个时代文艺代表性的审美风貌。本文试图从诙谐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探究元曲诙谐特质的由来,分析其作为一种异于主流审美的艺术形态在元代形成风尚的主要原因,探究其留存在戏剧结构和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深远影响,藉以标识元曲诙谐趣味的特殊价值。

摘要：俳谐文学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在两宋期间形成一股创作浪潮,这与宋代民间文化的崛起紧密相关,以杂剧为代表的宋代民间谐趣文化深刻影响了文人的创作理念,使之对诙谐俗趣的认可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然而,顺应文化潮流的文人内心却充满着强烈的自我警醒。面对可能耽溺于世俗文化的深层焦虑,使他们总在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对俗文化的抗拒。趋近却又抗拒的矛盾心态促使他们创造性地改换俳谐文学的品貌,在诙谐作品内部开拓正统品格的空间,化解雅俗价值观的矛盾,这其实延续了中国士人通过个性化的自我表白来构筑文化空间的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俳谐艺术的民间特性。

摘要：也许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存在着两种力量的撕扯与追问:积极介入当下还是对现实背过身去?是选择贴近生活、还原现实的模式还是追求形而上的哲理性?这对于当下的戏剧创作同样是个必须首先正视的问题。虽然无论哪种戏剧都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多元化并存共生理应成为戏剧创作的基本原则,但如果选择前者。

摘要：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之前,民初的通俗文化领域早已广泛地使用白话进行写作,通俗文学作者多身兼数职,在创作、翻译、文艺跨领域的写作中运用相似的语言方式,融汇于跨文体的创作中,直接推动了同属通俗文化的早期戏剧获得白话语体剧的艺术感受,并借助现代传媒构筑起戏剧文学化欣赏的方式。白话通俗文学的兴起推动了白话书面化的进程,为文学语言在＂五四＂期间发生质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田沁鑫戏剧特有的悲剧意味,探究其在当代戏剧界独领风骚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她以深刻的悲剧意识铸就了作品与众不同的厚重和大气。其中,充满人文关怀和历史纵深感的戏剧内涵,追求古典悲剧的崇高感,丰富饱满、充满人性光辉的悲情人物形象,在延宕和摧毁中收放自如的悲剧情境以及放纵诗意的舞台动作和节奏掌控,都为田沁鑫戏剧增添了几分古典悲剧的韵味,也为当下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典范。

摘要：新时期的中国女性剧作在戏剧文学和女性文化两个维度上都体现出意义:作为当代戏剧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主流文化的价值诉求;同时又处在女性文化发展的脉络上,致力于在男性权威的笼罩下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两种的写作身份赋予女性剧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写作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