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溪州地区主要是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仡佬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他们居住在湘鄂渝黔边邻之地,以刀耕火种原始农业为主。溪州地区诸多民族音乐主要源于各民族民俗生活习惯,是各民族民俗、祭祀、游艺等的叙事产物,但往往又高于现实生活语境,其音乐叙事话语多具艺术性、文学性、历史性、民族性等特征。至宋代朱辅《溪蛮丛笑》成书后,才使这些音乐叙事话语由民俗生活转向艺术娱乐。《溪蛮丛笑》中的音乐叙事话语集中反映在宋代溪州各民族的歌舞演绎、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生产方物、文物古迹等方面,并承担着记述当地社会历史发展的叙事功能。从音乐内容结构而言,《溪蛮丛笑》中的音乐叙事话语以民俗叙事为线索,具有音乐学的实际价值;从歌舞演绎而言,《溪蛮丛笑》记载了各民族歌舞的表演形态,具有音乐学的社会价值;从艺术审美而言,《溪蛮丛笑》的音乐叙事话语折射出溪州地区各民族歌舞艺术的嬗变与成熟,具有音乐学的学术价值。

摘要：民族节庆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和劳动生活中产生的主要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产物,是一种发展速度最快、辐射带动性最强、收益面积最广的民俗事象。乡村经济蓬勃发展,民族节庆活动成为驱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探索民族节庆文化助推文旅融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要解决民族节庆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在文旅融合发展主体维度上合理调动内生产力和外激活力,培养乡村文化振兴人才,提升民族节庆文化含量;助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积极消解民族文化活动与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矛盾冲突,赋能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并加大对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

摘要：湘西土家族地区自古就是“信巫尚鬼”之地,很早就有傩戏分布,产生时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九歌》时代。面具是土家族傩戏表演过程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傩戏中一种以改变人的相貌为主的化妆手段,它不仅具有土家族原始宗教意识和文化特征,而且反映了土家族傩戏的形象内涵。在土家族傩戏、傩神戏、傩堂戏以及杠菩萨、还傩愿等祭祀仪式中,面具具有活跃的艺术生命力。从土家族傩戏面具制作工艺与造型来看,已经赋予着浓郁的巫文化原型观念;从纹样理路来看,具有明显的土家族传统傩神图像和动物图腾图像,隐喻了土家族人对人畜兴旺、五谷丰登、降妖除魔、长命富贵等美好生活的憧憬,它承载了土家族人丰富的生命哲学。

摘要：作为一种艺术体验,儿童歌舞景观具有释放音乐艺术情感、彰显时代文化审美、体现族群社会记忆等特征。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音乐风格和语境表达,就其音乐创作思想与音乐创作实绩而言,他无疑是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黎锦晖的音乐创作其实就是审美主体间的相互融合,是对儿童“爱”和“美”教育的延伸,它经历了从“情爱”到“靡靡之音”,再到“爱国”的音乐创作过程,凸显了作者时代唯美意识及其爱国精神力量。在黎锦晖音乐创作的民族志实践中,我们发现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其儿童歌舞音乐具有强烈的表征意义,同时富有一种强烈的共享性与文化认同感。

摘要：如何在新文科时代充分发挥音乐口述史学科的应用价值,如何对音乐口述史学科进行核心定位,成为音乐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音乐口述史学是从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视角来研究音乐文化的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它依然秉承真实与想象之间叙述音乐现象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承载了社会群体对音乐活动长时间的历史记忆。新文科时代音乐口述史学科的发展及其实践是多元化的,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学科存在着高度自觉,而且学科场域和理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随着音乐口述史学科的发展,在新文科背景下,必然要突出“文、史、哲”的基础意义,使得音乐口述史学科内涵能够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变革。如今,弘扬传统中国音乐文化,构建自身特质的音乐口述史学科语境,推动其与相关文科专业融合发展,新文科建设为音乐口述史学科发展提供了学科环境和创新途径。

摘要：薅草锣鼓是聚居在湘鄂渝黔边邻地区土家族人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历史悠久,表现力丰富。长期以来,土家族人忙于劳作生产,栽秧薅草等集体劳动必不可少,为了调节劳逸、提高功效,便成群结队,击鼓吟唱。从古代单纯的祭祀性薅草锣鼓歌发展到如今娱乐性很强的说唱艺术,表演者逐渐淡化了薅草锣鼓的祭祀功能,彰显了薅草锣鼓的“说唱”特性,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经由重祭祀到重娱乐的过渡转变。从歌乐到说唱的过渡发展,薅草锣鼓中的每一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黍作教化内容,紧密地与土家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生活、价值观念、经济关系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土家族薅草锣鼓从歌乐形态到说唱形态的过渡演变,为我们研究土家族祭祀仪式音乐与民俗音乐的承接、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摘要：面具是湘西土家族傩仪演绎过程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傩戏中一种改变人的相貌的化妆手段,它不仅具有土家族原始宗教意识和文化特征,而且充实了土家族傩仪的形象内涵。在湘西土家族傩戏、傩堂戏以及杠菩萨、还傩愿等祭祀仪式中,面具获得了活跃的艺术生命力。从制作工艺与造型来看,湘西土家族傩仪面具具有浓郁的巫文化原型观念,并留有明显的土家族传统傩神和动物图腾图像,表达了湘西土家族人对人畜兴旺、五谷丰登、长命富贵等美好生活的憧憬,承载着湘西土家族人丰富的生命哲学。

摘要：在音乐人类学的概念界定中,如何定义城市音乐人类学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城市音乐人类学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对城市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式历经了萌芽、构建、发展等阶段,出现了哲学人类学范式、文化人类学范式、历史人类学范式、艺术人类学范式和音乐人类学范式等,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伴随着学科进步和时间演进而得到深入发展,同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鲜活的理论观点,这些理性思潮和实践研究越来越具有实际性,逐渐成为音乐人类学家们集中研究的焦点。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为新时代音乐创作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人民性”文艺创作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不仅是音乐工作者所遵循的根本立场,而且是音乐创作的政治方向。音乐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新时代音乐创作的根本立场,也是新时代音乐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性”是一条明晰的主线,突显了新时代音乐创作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令广大音乐工作者深受鼓舞和感动,在伟大的新时代里,只有坚持“人民性”音乐创作导向,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音乐作品,也有利于实现音乐作品价值共建和共享,从而能够与广大群众一道创造幸福的生活,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摘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与繁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向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面貌、新挑战,同时也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相关文艺创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命题性知识方案,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适应变化并直面挑战。“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价值旨向和根本立场,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逻辑起点、核心要义、文艺认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等进行全面阐释,实现新发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文艺事业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