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群是中国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的主要承载形式,其战略地位与日俱增,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下研究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是探索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演化机理,借助2010—2019年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相关系数矩阵法、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协同度;结合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引力模型等方法分析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区域差异及空间联系强度;并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关键路径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有序度呈显著增长趋势;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协同度水平较低,系统处于不稳定、不协调的状态。(2)京津冀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度内部差异逐步减小,长三角内部差异基本保持稳定,珠三角内部差异波动较大。(3)京津冀和珠三角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协同度的网络密度和网络结构的复杂程度高于长三角,空间联系强度等级较高。为此,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可以从政策、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通过做好顶层设计、转型升级、合作拓展等路径予以推进。

摘要：本文以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对2006-2017年各省区市的海洋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和时空差异进行测度分析,并探讨了中国沿海省区市海洋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演化趋势。结果表明:2006-2017年中国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较高,上海、广东等区域海洋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广西、辽宁等区域海洋生态福利绩效增长较慢。基于标准差椭圆分析可得2006-2017年中国沿海海洋生态福利绩效重心位置总体向北偏移,北方的海洋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优于南方。2006—2017年海洋生态福利绩效冷热点的省际尺度演化趋势变化特征明显,2006年江苏、浙江、辽宁、河北为热点区域,2010年与2013年江苏为明显冷点区域,2010年辽宁和河北由原来的热点区域演变为冷点区域,2017年冷点区域显著增加。2006—2017年海洋生态福利绩效核密度海域尺度呈现出黄海(1.01279)、东海(0.97156)、南海(0.83648)、渤海(0.75321)依次递减的演化趋势,2010年为渤海生态福利绩效重要转折点,黄海和东海的海洋生态福利绩效有变好的趋势,南海的海洋生态福利绩效出现差距减弱的趋势,发展潜力较大。Tobit回归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海洋科技水平、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与海洋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医疗水平和港口发展水平会对海洋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摘要：旅游生态效率是反映旅游经济与旅游环境双向效应(bi-effect)的重要判断指标。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采用超效率SBM模型,评价了我国东部沿海18个主要滨海旅游城市的旅游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东部沿海18市滨海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呈中等水平,平均值处于0.727~0.894,阶段特征明显,呈现前期平稳发展,中期下降,后期回升的发展趋势;(2)各城市滨海旅游生态效率水平差异显著,分为下行风险型,持续成长型,稳定型和波动型4种发展类型。平均效率值最高为天津,最低为三亚;(3)分解效率均值中纯技术效率较高,规模效率次之,技术进步是影响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4)投入冗余和非期望产出冗余已经成为阻碍滨海旅游生态效率进步的关键因素。

摘要：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态势下,东亚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日益加快,这更加有利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的经贸合作。通过分析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的背景,认定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的优势,找出其制约因素,制定其经贸合作战略升级对策创意。为此,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只有建立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制,继续努力下去,才能有效双边开发经贸合作,也有利于确保整个东亚地区局势长期稳定,促进东亚国家经济融合与共同繁荣。

摘要：以环渤海滨海城市为案例区,构建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滨海城市旅游环境与经济协调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优先度模型综合评价城市旅游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变化特征,并进行障碍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环渤海滨海城市旅游环境与旅游经济生态位历时性演变态势总体不显著,空间集聚特征明显。(2)各滨海城市旅游环境与经济协调等级变化存在差异,分为稳定型、浮动型和波动型3种发展类型。平均耦合协调度最高为天津、最低为沧州。(3)各滨海城市旅游环境与经济协调类型不同,包括旅游环境滞后型、旅游经济滞后型和同步发展型,各城市应根据其制约旅游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有针对性地推进旅游健康发展。

摘要：一个人,究竟能对他人心中的地方产生多大的影响?以贾樟柯之于山西省为例,基于媒介地理学视角,利用ROST CM6软件与微词云对微博、豆瓣数据文本进行分析以探究个人媒介对地方感建构与重塑的作用。结果表明:贾樟柯通过影视书籍、节事活动等方式让大众对山西产生基础认识的同时,从文化层面切入,借助时代变迁下的集体记忆将故乡山西汾阳打造成中国人的乡土精神家园,让受众对山西产生了“熟悉”“亲切”的正向情感,并激发受众在行动中进一步地探索山西。由此可见,媒介是地方感再造的重要途径,而人作为媒介以及媒介的使用者,在地方意象的塑造、地方认同的形成等地方感的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为充分发挥创新和人才的驱动作用,促进海洋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文章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极值标准化处理、层次分析法、综合水平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方法,对2006—2015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至2015年发展到良好协调水平;在空间上,2015年大部分地区处于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较大,且相同协调等级的地区呈现间隔交错的格局。针对我国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创新经济发展存在的高端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和密度较低,服务体系不完善以及人才分布不均且流动受限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培养和引进海洋高端人才,优化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布局;树立创新和人才观念,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激励和人才评价管理机制;整合和共享创新资源,建立海洋创新经济生态系统。

摘要：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产业升级对贸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圈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基础、外贸规模、外贸竞争力、外贸结构和外贸效益5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物元模型测度三大海洋经济圈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2011-2019年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圈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高质量发展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2)三大海洋经济圈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效果明显,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化较为缓慢。整体上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果较优,北部经济圈近年出现下滑;(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三大海洋经济圈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现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影响,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呈现“U”型影响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门槛效应尚不明显。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扩大地区外贸发展规模、提高地区创新能力对促进三大海洋经济圈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