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书画审美趣味与收藏品味,审美趣味对书画创作风格带来了特定影响。书画鉴藏审美的转变,促进了书画区域审美观的形成。《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具有地域性质的画史,内容是对其时江南地区的25位画家分别撰写的传记,并进行了品评,不仅是作者王穉登的观点,也是当时江南文人圈书画意识凝聚的结果。

摘要：元代绘画极尽抒情写意之能事,与文人雅集所做诗词相得益彰元代在绘画上取得的成就相当程度上可归功于元初的一个重要艺术观念——“古意”观,这也影响了文人绘画史的评判与走向。“古意”观的提出者是一代宗师赵孟頫后人在回溯赵孟頫“古意”观之内涵时,常常忽略赵孟頫探索“古意”所经由之两种路径:赵孟頫一方面通过“经师训”和“阅记录”来透析“古”之绘画精华,另一方面则由绘画实践检验所学之效益形成“今”之绘画意蕴.因此,赵孟頫通过阅古和践今两种维度,使得“古意”之提出没有成为空谈,而是成为促成元代文人画特质形成的积极因素。

摘要：1919年,徐悲鸿游学巴黎,多次观看各大博物馆所藏的文艺复兴以来的名作,渐悟自身绘画之不足,乃数月不作画,认识到“观古人所作”观念的重要性。1920年,徐悲鸿与法国画家达仰交往,达仰“勿慕时尚”的观念传达给徐悲鸿。“勿慕时尚”至少包含“观古人所作”加上画家独立的判断与分析,有更强的开放包容性。“观古人所作”与“勿慕时尚”两种绘画观的融合与深化带来了徐悲鸿绘画观的嬗变,也是其绘画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深刻影响着他日后的绘画创作,这在徐悲鸿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编辑出版的《徐悲鸿选画范》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摘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西学东渐与留学潮流的兴起,中外美术交流渐行渐盛,西方美术在中国的接受度、传播范围、影响力得到不断拓展。归国的美术留学生长期承担西方美术在中国本土传播、教育、研究的主要职责。由于近代日本、西方美术史研究的先觉和肇始,以陈师曾、潘天寿、陈彬龢、傅抱石、郭虚中、向达、滕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和留学生自觉地适时接受日本、西方的影响,广泛开展文本译述活动,带动海外中国美术史著作相继移译至国内,为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初兴与崛起提供了有效借鉴和参照,对于推动、建构本土化学术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六朝时,绘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开始兴盛,对画家的品评也逐渐丰富。顾恺之与陆探微具有间接的师承关系,画史中以多种文本、不同角度展现了对顾恺之与陆探微的推崇,这是人们对于六朝时期书画家生活的最有力记述。将史料记载与后世摹本对照,可以梳理出“传神写照”自顾恺之到陆探微的发展脉络。书画家得到画史公认的成功,不仅仅需要精湛的画艺,还来自社会群体对他的接受与认同。画史中的叙事无关历史的真实,或对某一事件的适当取舍,其原则取决于记述者的需求。在社会群体的共同建构下,画家的名声不断提升,最终流传后世。

摘要：晚清徐荣《怀古田舍梅统》的出版打破了由北宋赵孟坚建构的道统观念下传承的墨梅一派脉络谱系,使得梅画艺术从理论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前期以赵孟坚主导的道统论转向后期以晚清徐荣为代表的学统论观念,对画学领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怀古田舍梅统》为我们审视和研究晚清江南文人画梅观开启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摘要：传统中国的美术教育模式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师徒相授,其范围受限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开办的目的是借助教育来富国强兵。在晚清“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传统书画教育的弊端受到了新式知识分子的严厉批判,而推动教育改革的国家与接受教育的公众为了追求速效,从振兴实业的角度,美术被寄托了实用价值。随着西学东渐的社会进程深化,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育制度改革,美术的社会服务功能被大力提倡,成为改造社会、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武器,美术教育的理念亦逐步从“实用”向“美育”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