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士人对君主的热烈讨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这一时期的君主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罪君”意识非常强烈,人们极力揭露君主本性之恶,把乱天下的根源归之于君。其二,理性看待君主地位,提出“抑尊”,破除君主神圣的既有观念,将君主还原为“人”,具有重估君主地位的意味。其三,明确把君主分为三代之君和秦以降之君两种类型,极力批判秦汉以来帝王的“专私”。其四,开始从制度层面认识君主,把对帝王的道德约束转变为权力制衡,提出种种制约绝对君权的制度设计,试图以制度规范君主行为。明末清初的君主论虽然到处呈现出政治批判的锋芒和理性思维的火花,蕴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但始终未能走出传统政治伦理与思维的圈子。

摘要：清代设馆修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运作机制。史馆依靠皇权和专制官僚制度,保证了修史的顺利进行。清朝所有史馆的组建都要得到皇帝钦命,史馆总裁由皇帝钦点,史馆中纂修人员的选拔主要依靠制度化的规定来进行,史料征集主要通过行政化手段来完成。史馆内部有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史馆之间在运作模式上相互借鉴,彼此合作,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清代史馆在运作方式上较好地处理了史馆与其他部门之间、史馆内部、史馆与史馆之间的关系,把制度化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建置比较成熟。这种依靠皇权的运作方式,既保证了史馆修史的顺利进行,也使帝王意志贯穿史馆修史全过程。